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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通史研究一百年（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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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4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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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25页)
中国交通史研究学者可以说很早就已经对于交通与社会文化的关系有所重视。1930年出版的白寿彝《中国交通史》一书，在第一篇《先秦时代之交通》中有《战国晚年之关于交通的传说相像和理想》一章，在第二篇《秦汉时代之交通》中有《秦汉交通与大一统政府》一章，都论述了交通形态对社会文化进程的作用。白著《中国交通史》日译本序称美此书对于“中国交通文化”研究的学术贡献，不是没有道理的。(注：日本学者牛岛俊作在《＜中国交通史＞日译本序＝中写道：著者“举凡有关中国交通文化而可为典据之文献，全部搜用无遗”，并称该书“确是一部标志着中国交通文化史著中最高水平的作品”。白寿彝：《中国交通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13页。
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前言曾经指出：“交通与经济运输、民族动态、文化交流、国防设备等，在在都有密切关系。”(《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1962年，第2页)严耕望在《唐代交通图考》序言中也曾经写道，“交通为空间发展之首要条件，盖无论政令推行，政情沟通，军事进退，经济开发，物资流通，与夫文化宗教之传播，民族感情之融合，国际关系之亲睦，皆受交通畅阻之影响，故交通发展为一切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之基础，交通建设亦居诸般建设之首位。”对于《唐代交通图考》一书的研究内容，严耕望也自认为除直接的交通史考察外，又涉及较为广阔的社会文化层面，“交通之外，有随文旁涉者，如国疆，如互市，如军镇，如唐诗地理等。”凡探求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民族、社会诸历史变化，“莫不可取证斯编”，而“解诗正史”的成果，也是交通史研究的副产品。(《唐代交通图考》，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83，1985年，第1页，第6—8页)李学勤也曾经指出，“交通史一般被认为是经济史的组成部分，近年出版的各种书目都是这样分类的。实际上交通史作为一个学科分支，牵涉的方面很广，不止与经济的种种内涵，如农业、工业、贸易、赋税等等息息相关，和国家政治组织、文化传播、民族关系、对外的交往，也无不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所以对交通史的探讨会对整个历史文化研究起重要的推进作用。”(《＜秦汉交通史稿＞序＝，《秦汉交通史稿》，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第1页＝从这样的角度理解交通史在整个文明史中的地位，是开阔研究视野、拓展研究领域的认识基础。
1984年7月至8月，中国唐史学会、杭州大学、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河南省史学会等单位联合组织的唐宋运河考察队对浙东运河、江南运河、江淮运河和唐宋汴河故道进行了实地考察。考察成果以《唐宋运河考察记》(人文丛刊第8辑，1985年8月)、《运河访古》(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两种书的出版作为总结。考察队队长田余庆为《运河访古》一书写的序言题为《古运河遐想》，其中发表的观点，超出了通常理解的狭义的交通史的范畴，而由交通史涉及文化史、社会史、政治史。他总结在考察过程中的所见所思，有下列几点：一、浙东、江南、淮南运河，都是分裂时期的历史产物；二、分裂时期修凿这些运河，主要是为了发展与外界的交往，而不是造成一个闭锁的地方系统以巩固分裂割据；三、把分裂时期凿成的这些运河改造为发挥全国效益的大运河的一部分，没有国家的统一是不可能的。关于这些认识，他又有进一步的说明。田余庆指出，“中国大运河是隋炀帝为了统一帝国的需要而凿通连接起来的，这是习知的史实。但是，大运河的长江以南、甚至淮河以南各段，却都不是统一时期的产物，其始凿是在分裂时期，连通也是在分裂时期。”“中国古代历史上有这样一种现象：辉煌的文治武功，灿然可观的典章制度，尽管多出现于国家统一时期，但是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却往往在南北分裂时期更为显著。一般说来，统一王朝的政治、文化以至经济中心多在首都及少数重镇，只有这些地方才有优先的发展机会；远离交通干线的地区，例如南方腹地广大地区，发展速度则要缓慢一些。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现象，往往在交替出现的分裂时期逐渐得到弥补。而分裂时期地区经济的发展，又给以后出现的统一局面提供更高的经济、文化基础。这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个周期性的发展过程。”“南方统治者开凿运河，利用运河，并不重在使南方自成一个闭锁系统以与外界隔绝，而重在更方便地与外界开展各种交往，包括经济、文化、政治交往，也包括进行战争。”“真正形成沟通南北的大运河，只有在稳定的统一时期才有可能。”“大运河作为东方世界主要国际交通路线的稳定的一环而起作用，也只有在中国统一时代才能较好地实现。”田余庆说到他在中国古运河考察中所获得的这三点认识，也可以说是他从一个侧面所见中国古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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