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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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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4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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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八册本《中国历史地图集》以历史文献记载为基础，吸收考古、地理、民族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反映了各民族共同缔造伟大祖国的历史，是一项重大的学术工程。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以“丝绸之路”的成果最为突出。有关我国和中亚、西亚经济文化交流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正在兴起。我国和东北亚、东南亚关系史的研究，在以往基础上也获得了不少进展。
思想史和史学史研究取得不少新的成果。多数学者已不再把思想史简单归结为唯心论和唯物论的斗争史。儒家思想的历史地位得到了充分肯定，但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负面影响究应如何估计，认识并不一致。有的学者认为传统思想不但有助于中国的现代化，还可以对西方现代社会补弊纠偏。也有的学者反对无批判地赞颂传统思想的价值，认为应该警惕复古倾向的沉渣泛起。这些问题都有待于通过百家争鸣解决。这个时期出版的重要思想史专著有：任继愈《中国哲学史》，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卿希泰《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等。白寿彝1981年在《史学史研究》连续发表四篇《谈史学遗产答客问》，对史学史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发表了系统看法。近年来史学史研究改变过去集中在《左传》、《史记》、《资治通鉴》等少数名著的状况，对唐代、宋代和近代史学的研究都有较大进展。已出版的史学史重要专著有：尹达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吴泽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史》，陈清泉、苏双碧等编《中国史学家评传》，肖黎主编《中国史学四十年》等。
80年代以来，断代史研究向纵深发展。由于考古发掘的新发现，中国文明产生的时间有可能比原先的说法提前，黄河流域也不再被认为是中国文明唯一的摇篮。由郭沫若主编、胡厚宣任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的出版，为殷商史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新的甲骨、青铜器、帛书和简牍的发现，大大丰富了学者们对先秦史和秦汉史的认识。由唐长孺主编的《吐鲁番文书》的出版，推动了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发展。明清档案的整理和出版，开拓了明清史研究的新局面。从先秦到明清，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土地制度、赋役制度、阶级关系、商业和商人资本、城市交通、民族关系、中外关系、历史人物等各个方面，出版的专著和发表的论文，就其数量和质量而言，都大大超过了“文革”以前。综合性的断代史著作也出版了不少。由于篇幅限制，我们只能略举若干有代表性的著作加以介绍，如林剑鸣《秦史稿》，吴天墀《西夏史稿》，韩儒林主编《元朝史》，南炳文、汤纲《明史》，王戎笙、李洵等《清代全史》，马曜、缪鸾和《西双版纳份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究》，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高敏《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探讨》，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韩国磐主编《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华山《宋史论集》，陈高华《元史研究论稿》，韩大成《明代社会经济初探》，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陈孔立《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王思治、何龄修、张杰夫主编《清代人物传稿》，戴逸《乾隆帝及其时代》等。
80年代以来，近代史研究出现了十分活跃的局面。总的趋向是研究领域大大拓展，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也比先前客观和全面。多数学者认为太平天国是具有革命性和封建性的两重性政权，并且逐渐向封建专制政权转化。对义和团的笼统排外思想和神秘主义采取批判态度，认为义和团运动一方面表现了中国人民反帝爱国的正义性，另方面又具有农民小生产者的保守性和落后性。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和中国近代化进程问题的争论，引起了普遍的关注。李时岳不同意胡绳在50年代所提出的“三次革命高潮”论，认为应该重视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发展的意义，给予资产阶级政治运动以应有的历史地位。他把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看作是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四个阶梯”。李时岳还认为，近代中国实际上存在着两个趋向：一是由于帝国主义侵略，从独立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独立）并向殖民地演化的趋向；一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向资本主义演化的趋向。由封建变为半封建，这是历史性的进步。汪敬虞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是不可分割的，这个提法之所以科学和准确，就在于它既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一面，又看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统治使中国的资本主义得不到发展的另一面。近代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变是历史的沉沦，不是时代的进步。在关于中国近代化进程的讨论中，也出现有的论者只赞扬改良而贬抑革命，甚至反对将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作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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