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种理论一旦被权威厘定并为大多数人所遵循,成为先验的规范、不言自明的信念的时候,就会使人们的思想很难摆脱预设的障碍,突围而出。如对魏晋南北朝社会性质的认识,学术界尽管分歧很大,但都认同中国按“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并经历了奴隶制社会这一理论前提。而近20年来,很多学者通过重新学习马克思有关奴隶制或封建制的理论,认真总结和检讨在古史分期讨论中涉及的一些具体历史问题,指出中国古代从未经历过奴隶社会这一历史阶段。如果这一观点成立,我们又该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性质如何重新认定呢?对汉魏之际显著的社会变化又该做何解释呢?可见历史的复杂性不是仅靠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就能解释清楚了的。
今天一家理论独尊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另外一方面的问题突出了,就是新理论、新观点、新方法、新“范式”又使人应接不暇。对此如何应对,王家范的意见值得重视。他认为:“史学今日不缺理论,相反,有关理论的争论倒日有眼花缭乱之势。所以,重要的是,史家不能做思想的懒汉,必须勤于思考,独立思考。不能为着某种个人的利害,宁愿不思考,没有思想。至于史家选择何种理论做解释工具,那完全可以‘自我选择’,但必须倡导一种多元的和宽容的学术氛围,为各种理论假设的相互碰撞和相互补充提供从容不迫的舞台”。现在这种多元的、跨学科的研究成果为数不少,而且以一定的学术深度,不时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如对于南朝梁人宗懔的《荆楚岁时记》,历来史家都不够重视。一则它只是一部被归入“杂类”的地方民俗志,与学术主流无缘。二是只有辑本存世,全文不足万字。而萧放将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理论引入史学研究领域,发现了此书作为民众时间观念文本的价值,从而揭示出《荆楚岁时记》与先秦《月令》、汉《四民月令》之间的文化变迁关系。作者认为,从先秦到六朝,中国古代时间记述传统有一个由王官记政安排向百姓日常时间生活下移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改变了时间记述性质,而且也是社会进步的反映。随着多元化研究思路的拓展,这类创新之作会越来越多。
<< 上一页 [1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