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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洋务运动研究的回顾

时间:2009-7-24 13:50:47  来源:不详
不能不引起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警惕。于是中共在思想舆论战线上进行了必要的准备。上述范、胡两本书,正是上述政治背景下的产物。1944年范文澜发表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这篇名著,骂的是曾国藩,针对的却是蒋介石。1981年初,当时主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出版工作的原《大公报》记者徐盈同志,读到黄逸峰和我合写的《要恰当地评价洋务运动的积极作用》一文(《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以后来信说:“在40年代,我(在重庆)写过一组关于洋务派为帝、封服务的小文,同胡绳有过讨论……我当时是指洋务派与四大家族是一脉相承的。”徐盈同志这里所说的问题,是关于评价洋务运动很珍贵的史料,有助于我们对当时的背景的理解。


   二、新中国47年的评价与研究

   (一)50年代全面否定论占统治地位

  新中国开国以后,在50年代,前述范文澜、胡绳两本书中全面否定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观点,理所当然地占有了统治地位。1954年8月,《中国近代史》又出了第9版,范老在说明中又特别强调指出:“《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是1944年我在延安时写的。曾国藩是近百年来反动派的开山祖师,而他的伪善乔装却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他的继承者人民公敌蒋介石把他推崇成‘圣人’,以为麻醉青年、欺骗群众的偶像。为了澄清当时一些人的混乱思想,所以有揭穿曾国藩这个汉奸刽子手本来面目的必要。这篇文章便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写出的。现在仍把它附在书后”。1956年12月,牟安世的《洋务运动》问世。该书在导言中即开宗明义地指出:“所谓洋务运动(或称‘同光新政’),乃是清朝统治者在汉族地主官僚和外国侵略者的支持下,用出卖中国人民利益的办法,换取外洋枪炮船只来武装自己,血腥地镇压中国人民起义,借以保存封建政权的残骸为目的的运动。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反动的、卖国的、并以军事为中心的运动。”这就进一步给洋务运动宣判了死刑。这一时期,虽已有不少论著对洋务运动的经济活动给予相当重视,但均不占主要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当时陆续出版了不少有关洋务活动的历史资料,为后来开展深入讨论准备了条件。

   (二)60年代的一场论争

  这场论争,是由我在《文汇报》理论版1961年12月28日、1962年1月12和21日,连续发表的《试论洋务运动对早期民族资本的促进作用》、《试论洋务运动的经济活动和外国侵略资本的矛盾》、《试论洋务运动中洋务、顽固两派论争的性质》三篇文章所引起的。这三篇文章,原本是一篇文章的三段,因太长而分成三篇发表的。我在1957年才从机关调到上海经济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当时正在主持编写《江南造船厂厂史》,并负责执笔撰写江南制造局的一章,由此我开始接触到洋务运动和洋务派问题。由于对洋务运动素无研究,所以我在从事这项工作的初期只能依据范文澜、牟安世等人的全面否定观点,竭力贬低江南制造局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后来,我认真翻阅了1959年由中国史学会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8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在史实面前,我开始对全面否定论有所怀疑,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写出文章初稿,并在经济所内会议上提出讨论。当时有不少同事劝我不宜轻易发表,避免自找麻烦。那时候党中央正在筹备召开七千人扩大会议,政治空气较为宽松,《文汇报》理论版负责人郑心永,为了活跃学术空气,前来征稿,我便把文章初稿加以修改后交给他发表了。

  当时我对洋务运动的主要看法,已初步形成后来一直坚持的两点论,即它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既存在反动与消极的一面,又存在进步与积极的一面,应同时兼顾,不可偏废。我之所以选择以上三个题目,片面突出它的进步与积极一面,目的是为了便于打破全面否定论一边倒的沉闷局面,以利于展开深入讨论而已。平心而论,这种两点论,并不是什么“发明创造”,如前所述,早在40年代吕振羽便已提出;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的序例中,也同样提到:“为期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对十九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历史,也产生过一定的作用”;我的文章只是加以强调和突出罢了。文章发表后,如所周知,引起新中国史学界的一场大论争,在全国各报刊陆续发表和我商榷的文章近50篇,多数不同意我的意见,支持者只是少数人,可见全面否定论的影响之大。这一讨论开始还是正常的学术争鸣,后来由于党中央毛主席在北戴河会议和北京会议上,一再强调了阶级和阶级斗争,政治空气紧张起来,一些文章便无限上纲上线,变成了围攻和批判,迫使我只得沉默不言,这一场论争,只好不了了之。但尽管如此,这场论争还是对全面否定论产生了很大冲击,为下一阶段全面而深入地研究洋务运动提供了基础。关于这场论争,在前述章徐文第四节中也做了详尽而恰当的述评,我是赞同的。到了十年动乱期间,在“四人帮”的“影射史学”的恶劣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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