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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吴玉章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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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4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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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上连载［（１３）］，次年５月，范文澜又为该书撰写了序言，同年，《简编》上册已在延安公开出版；二是吴玉章书信的内容，尹达写成于１９４１年１月２８日的《关于殷商史料问题》一文曾征引过两处，该文于１９４１年６月发表于《中国文化》第３卷第１期。［（１４）］在这封信中，吴玉章指出了《简编》第一编存在的四个具体缺点，并提出了四条颇具建设性的指导意见。［（１５）］随后他又专门就《简编》召集中国历史研究室的同志在自己杨家岭的窑洞开了一次讨论会［（１６）］。从这些基本史实，可以明显感受到吴玉章在《简编》修改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全国解放后，吴玉章又指导了何干之、李新、胡华等同志撰写《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国新民主主义运动史》。［（１７）］
注重发挥历史学的教育作用，是吴玉章史学的又一特点。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革命史学家，吴玉章认为"我们研究历史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发现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特别是发现我们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以加强人民争取解放的革命必然获得胜利的信心，和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１８）］。注重探讨人类社会特别是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是吴玉章二三十年代史学著述的核心。注重历史教育，在同时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吴玉章是非常突出的。他曾三次集中从事过历史教学工作，即１９３０年至１９３６年在苏联，１９４８年至１９４９年在华北大学，解放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举行史学专题讲座和报告。他认为，利用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周年纪念来进行学术活动，是推进学术研究的一个很好办法。１９４０年，他在百忙中先后参加了延安"二七"、"五四"纪念大会及成吉思汗迎灵活动，又为蔡元培先生的逝世及中共诞生１９周年和抗战三周年发表文章。解放后不顾年事已高，参加过孙中山诞辰９０周年、戊戌变法６０周年和辛亥革命５０周年等学术讨论会。吴玉章注重从历史中发掘现实意义，教育广大人民，这在他多次撰写文章和参加辛亥革命纪念活动中充分体现出来。从１９３６年到１９６１年，他为辛亥革命所写的纪念文章就有七篇之多。
强调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历史材料作科学的研究是吴玉章史学的又一根本特征。吴玉章１９１９年阅读日文《过激派》（布尔什维主义）后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１９２８年开始用马列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大革命和中国封建社会，随后又系统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并用这一理论为指导，开始了较系统的中国历史教学和研究活动。１９４８年在华北大学时，为了提高广大新干部的理论水平，他修订出版了《中国历史教程绪论》，结合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实，介绍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这无疑有助于广大干部马列主义历史观和世界观的形成。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吴玉章是较早注意到正确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与特殊性，正确处理唯物史观与具体历史叙述关系的史学家，这在《中国历史教程绪论》中已有明确表现。他指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有其共同性，也有特殊性。因此，说到一般的共同性之外，一定要把握它的特殊性。我们反对那种说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另外一种历史发展的道路，但我们并不反对说东方社会发展有它的一些特点。"［（１９）］"我们虽然是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方法来研究历史，但却不可拿抽象的社会学的公式去代替历史叙述。"［（２０）］应"力求使我们的历史著作不但有丰富的材料，卓越的思想，而且写来有声有色，从内容到形式都很精美"［（２１）］。吴玉章一生，特别是五六十年代，一再强调历史研究要采取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新中国历史学会一成立，他就强调"应当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历史材料作科学的研究"［（２２）］。１９６１年和１９６２年更大声疾呼："为了提高我们的学术水平，必须树立严肃的学风。史实可信是科学的最基本要求。历史要求事实完全可靠，不允许有任何虚构和夸张。"［（２３）］吴玉章将"史实务求其真实，评价务求其公允"作为治史的座右铭［（２４）］，强调学术研究要采取百家争鸣的方针。应该说这些都是有感而发的，实际上是对史学界５０年代后期日益滋长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学风的批判，表现了吴玉章深厚的史学修养和深邃的洞察力。此外，他关于史学家的修养、历史著作编撰原则、历史遗产的批判和继承、历史人物的评价、历史学研究的重点和核心也有一系列论述，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述。 注释：
（１）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三卷本《中国史学家评传》没有吴玉章评传，史学界习惯上流行的"五老"之说，也未提及吴玉章。
（２）（３）详见吴玉章《太平革命以前中国社会政治的分析》，载《历史研究》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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