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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编纂百年回顾(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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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5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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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世纪新式中国通史的编纂,孕育于中西之学交相激荡的时代,每当民族危难或时局急剧转折之际,都会有新的高潮迭现。三个时期的演进,既反映出新史学多重色彩的风云际会,更是百年中国社会变迁、时势趺宕的一面镜子。映照出各个时期史家对时代问题的感悟及其应对。21世纪中国通史的编纂,笔者以为,还是绕不过百年通史名家苦心思考和艰难探索的基本路向。细细咀嚼诸名家学术感悟及其编纂经验,不忘前事之师,理应成为驅动新世纪中国通史编纂必不可少的一项学术准备。
[关键词] 20世纪;中国通史;编纂;历史回顾
在20世纪,编著新式中国通史是新史学建设的一项重头戏,出现过个性各异、流派纷呈的精彩对局。许多史学大家在民族遭遇厄难之时,研精极虑,穷竭所有,以编著中国通史为要务,赢得了学术的声誉(如夏曾佑、吕思勉、钱穆、张荫麟、范文澜等)。即使以考据精细和断代擅胜的陈寅恪,据其姻亲兼哈佛同窗俞大维的回忆,“他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教训》”(见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所引),可见学界的志士仁人当时把此事看得何等紧要。
一
所谓新式中国通史,乃是相对传统的旧史学样式而说的.在此之前,有过司马迁的纪传志表体通史、司马光的编年体通史,此为古代两大史书经典,各种《通鉴纪事本末》、《通鉴纲目》、《纲鉴易知录》之类的汇辑,也可看作为适应不同需要在通史编纂方面所做的努力.降至晚清,时局不济,国难日重,旧史学的不能适应时代需要,由旧史学蜕变最终催生出新史学,无疑是编著新式中国通史的社会背景和学术前提。
20世纪新式中国通史的编著,孕育于中西之学交相激荡的时代,始终与史学的变革相伴而行,一度成为得风气之先、呼应时代变革的文化热点。每当民族危难(如抗日战争时期)或时局急剧转折之际,都会有新的高潮迭现。它是新史学演进的一个重要侧面,同时也是社会变迁、时势跌宕的一面镜子,映照出各个时期史家对时代问题的感悟及其应对。
对19世纪苦难痛定思痛,进入新世纪之初,随着新史学的落地而生,编著新式中国通史的号角亦然同时吹响。1901年9月,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从世界史学变革的大背景上展开论题,发出了重写中国史的第一声呐喊。梁文以其特有的雄辩风格,引人步步入胜,不惟抨击旧史之习弊犀利无比,且从中国史在世界的位置,说到新国史的范围、命名(梁氏第一次提出国史应名之曰“中国史”),再继而讨论中国之地理环境、纪年、史前史以及时代的划分,给人的感觉是,他对重写中国史的宏观构想,谋局已定,胸有成算。①笔者看来;把此文作为新编中国通史第一篇带纲领性的宣言书,决不为过。文首指出,新旧史学特质上的差别,主要是;“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体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剑锋一转,就直捣黄龙,谓“以此论之,虽谓中国前者未尝有史,殆非为过”。此两项特征均抓得很准,尤其是第二点,将历史考察的重点转向“国民全体之运动”,集智力、产业、美术(意为科学技术——笔者注)、[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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