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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编纂百年回顾（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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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5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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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出版业中的“教科书革命”。1906年，清政府学部公布的第一次初等小学教科书暂用书目共102册，“商务”一家即独占半壁江山。“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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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逢祥，《20世纪初日本近代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学术月刊》，1984年第9期。笔者承华东师大史学史博士生李孝迁告示：1877年在华传教士成立“益智书会”，后改名“学校教科书委员会”，专门编写出版教会学使用的教科书。据该机构1890年的统计，编写出版的历史教科书已有4种15册之多。
②有关晚清学制改革及各类学堂章程的详情，可详参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华东师大出版社1987年。
③吕先生事迹可详参李永圻编《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上海书店199Z年．钱先生相关事迹，可参见严耕望著《治史三书》所载《钱穆宾四先生行谊述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④较早的近代出版业，著名者有圣花圣经书房(后易名美华书馆)、墨海书馆、益智书会、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同文馆、江楚编译官书局等，均为教会或官方主办．它们出版的书籍以自然科学为大宗，其次则为地理，外国历史类效量居少，但对中国人开眼看外国历史起了发蒙的作用．影响不可小视．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滑社会》。
务”的成功，带动了出版业的兴盛，据1906年上海书业商会出版的《图书月报》第2期记载，当时加入书业商会的出版社有22家，其中绝大多数都以出版教科书为重点，此外尚有10余家虽未加入商会，亦竞相出版教科书。然而诸多竞争者中，唯有利用民国成立的政治机会，打出以“养成中华民国国民”为出版原则的中华书局才对“商务”构成真正的挑战，并最终形成“商务”、“中华”双雄对峙、共掀波澜的局面。①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所编《八十年史学书目》来看，凡有较大影响的中国通史，大抵都出于这两家出版社，30年代后才有开明书店等跻身其间，然器局尚有所不逮。总之，中国通史的编著离不开出版业的支持，而有识力、富远见的出版家，往往成功扮演了高质量中国通史问世的“助产婆”角色。②
二
20世纪新式中国通史的第一部成名作，应数张元济初建编译所特聘夏曾佑编著的《中国古代史》。此书最初名为《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上册于1904年6月出版．全书三册，至1906年出齐。1933年商务印书馆辑印大学教科书，将本书升格为《大学丛书》之一，易名《中国古代史》，兹后多次重印(50年代由三联书店重印一次，而后至90年代才再度重印)。1906年三册出齐时，仅叙述至隋代，直到著者去世，也未完璧问世．无独有偶，善始难终、半途而止的结局，却是20世纪不少个人独撰的通史往往有的缺憾，足见要以一人之力编著高质量的完整通史，艰难至极。
夏氏《中国古代史》全三册，凡两篇、四章、170节，采用章节体裁(亦有学者认为实是对纪事本末体的改造)。全书主旨在《历史之有益》一节有所申述。追溯上古之“灿然”、中古之“盛强”之后，著者即感慨于近古“对外则主优柔，对内则主压制，士不读书，兵不用命，名实相反，主客易位，天下愁叹，而不知所自始，其将蹈埃及、印度之覆辙乎?”于是乎，通史之所寄托就由此和盘托出：“命运所遭，人事将变，目前所食之果，非——于古人证其因，而无以知前途之夷险。”
该书之所以被认可为我国第一部成名的新式中国通史。不在是否为章节体，重要的是它采纳了西方进化论的观点，细梳中国历史之发展脉络、辨明各阶段特征，把它看作是社会逐步演进的“整体历史”，而不再是单纯的王朝史、帝王史．这才是根本区别于旧史，具有时代精神的新史学标志．夏氏把中国古代历史划为上古(草昧至周末)、中古(自秦至唐)、近古(自宋至清)三大段，且再细分为传疑期、化成期、极盛期、中衰期、复盛期、退化期与更化期七个小时期。此种辨析社会发展脉络的新史论，还贯穿在对各重大历史事件的评估之中．如认为禹政乃“古今一大界”，战国又为古今大界，秦亦是区别古今世界的一大关键，三国为时代转变的枢纽，虽论证粗糙，然新意则昂然彰显。书中不时亦有以西史比喻国史者，如称禅让制为贵族政体，黄土抟人、禹时洪水与上帝造人、诺亚方舟相比，把秦比作列强等等，透出新式中国通史的另一特征，即沟通中西之学的幼稚，往往表现为采取简单比拟、对号入座之法．对史前之神话传说，或存疑，或创新说，又显示出对旧史反逆的“疑古”特性。再加叙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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