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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编纂百年回顾（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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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5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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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如渔仲之略于事状，而纪传亦为必要矣。”①察其大段议论，有化腐朽为神奇之心，而不赞成摩顶放踵地革旧鼎新，用心良苦，然后来的革新者却多不太在意。1902年他又致信梁启超、吴君遂等，再次强调写作新史应从“通史上下千古”入手，申述理由是“窃以今日作史，若专为一代，非独难发新理，而事实亦无由详细调查”。可惜无论是章氏还是梁氏，他们当时都身系政治，心多旁骛，忙于社会活动，终究未能亲自担纲来实现编著中国通史的宏愿。②
最能说明编著新式中国通史的构想决非一二人之异想天开，亦非完全始于梁、章两氏的倡导，就是1902年9月，柳诒徵出版了《历代史略》六卷。时年23岁的柳诒微，在南京江楚编译局担任分纂之职，据日人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卷四至宋代止)③，增辑元、明两卷，汇编为《历代史略》。次年，柳氏在南京思益小学堂讲授中国历史，用的课本就是《历代史略》，学生有茅以升、宗白华、陈方恪等。④因此，史学史专家曾誉之为“中国近代第一部新式历史教科书”。但若从本土编著的角度说，笔者以为此说显难成立。他自己后来也并不非常看重这本教材。他的真正代表作是《中国文化史》(起于1923年讲义，1925年起在《学衡》连载，至1932年正式出版)，由此书可以得窥其对中国通史所持的立场，与梁氏所期迥然有异。在国势日下的时态下，他更关切从增强民族内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去整理和阐述历史，对本土文化的存亡继绝投注超乎寻常的热情。从以后的叙述就可以看到，这正是20 世纪通史编著者面对国史整体评估不得不身陷其中的两难困境，柳氏代表的则是不居主流、常被疏寓的一个侧面(钱穆《国史大纲》则是此一侧面被强化的有力代表作)。
柳氏读本借胎日人之作出世，并非是偶然或个别的现象．倡导者虽可登高一呼，然新式中国通史不可能完全拔地而起，必凭藉内外的土壤与气候，逐渐变形，始有真正的创新。因此，顺便分析一下促成最初编著新式中国通史的诸多远因与近因，也许还是必要的。没有疑问，改革中国社会，引导民族走出中世纪的落后困境，以求振兴中华，是史学变革、也包括编著新式中国通史的时代动因．这属于大背景．具体到直接促成编著新式中国通史的其它综合因素，大端有四。
一是西学东渐，各种西方思潮，也包括史观、史学方法的引进，引起史学观念的变化，其中尤以进化沦与唯物史观的影响为最著。20世纪各类中国通史有关历史进程的整体把握，尽管对“进化”、“革命”等说赞成与反对者均有之，两者取向相悖、对峙严重(如柳诒微、钱穆等即对进化论有所保留和批判)，但无有可以离开这一论题而置之不顾的，其影响的深刻性，史学史界多有论述，毋须赘言。
二是外来样式史籍的引进翻译，使中国学者在原有传统史书体例外，获得了适应通史内容更新需求的借鉴。据《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教科书最早出现于1876年，由传教士倡导，其中就包括泰西历史。由蔡尔康与英人李提摩太合译的《泰西新史揽要》(亦名《泰西第十九周大事记》)出版于1895年，风行一时。⑤此外尚有《万国史记》、《万国演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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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白寿彝在《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里，据《訄书》手校本59卷《哀清史》所附，断《中国通史略例》写作于190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308页注。现行史学史论著多将该文写作年代定为1903年或1904年，是由所据《訄书》版本不同引起。章氏这一利用本土史学资源构建中国通史框架的设想，到世纪通史压轴大作、白寿彝总编《中国通史》，作了一次全面尝试，今新修《清史》，又旧话重提。
②梁启超于1918年致陈叔通书中透露了他规制的《中国通史》体例有载记、年表、志略、列传四类。1920年完成春秋、战国的《载记》、《年表》各二篇，语盲文学和三代宗教礼学《志》各一篇．1922年在南开讲演时还说“蓄志此业，逾二十年”(《中国历史研究法》)，1925年有弟子同及学问当集中于哪一点，先生曰，史也，史也(《中冒历史研究法补编》“跋”)．然巳来日无多，终难遂愿。
③此前，罗振玉，汪康年等人与日本学者合作，在上海创立“东文学社”，教授日文，并翻译日文报刊书籍。1898年东文学社先后影印、出版了上述《支那通史》(一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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