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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编纂百年回顾（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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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5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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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简明，文字流畅，论说动情，此书一出，备受读者的欢迎，全在情理之中．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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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商务”的“教科书革命”以及“中华”与它竞争的“传奇”，详情可参周武《张元济：书卷人生》，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
②《八十年史学书目》搜罗1900年至1980年书目，为笔者至今所见资料较齐备的工具书，然遗漏亦在所难免。特别是一些不甚有名、瞬间即逝的书店所出版的通史．如继1902年柳氏《历代史略》之后，同年上海普通书室编定刊行过《普通新历史》，凡10章，起太古、迄戊戌变法，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章节体小学历史教科书。1903年又有东新社出版横阳翼天氏(曾鲲化)编著的《中国历史》。1904年有姚祖义编纂的《最新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迄至义和团；八国联军入北京，凡60课。仅据《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中小学教材”卷，各类中小学历史教材收录有134部。
③夏曾佑在著述本书时已经注意到沿革地图、历史图片以及年表或表格对于读者之获益，心有余而力不足，但不减其对通史体例完善的建议价值。至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始有正式《地图集》辅之印行。
对夏著的批评亦历来有之。如陈寅恪曾有与之商榷或送难的文字．章太炎以为夏著发明的只有宗教最多，其余略略讲一点学术，至于典章制度，全然不说，地理也不分明，是大缺陷．蔡尚思认为该书实多节录“正史”原文，使一部分不读古书的学生误认为自铸伟词。钱穆对该书全篇收入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司马迁《十二诸侯年表》《六国表》多致不满。因为三表均多谬讹，夏氏对之全无校正，“直钞三表，聊充篇幅，最为无味”。笔者觉得最近李洪岩的评论较为平恕，认为它“作为中国第一部新式历史教科书，在当时是最好的，超过了刘师培①、柳诒徵、京师大学堂诸教师等人的本子。但是，这个‘最好’，只能说是‘矮子里面拔将军’”。笔者与李氏稍有异同的是，将其列入现代学术经典之林(“经典”从来就不完美)，从史学史的角度而论，尚不算过分离谱。②
新式中国通史的出版自晚清发轫，至1937年抗战爆发前为第一高潮。笔者仅据《八十年史学书目》不完全统计，至少不下26部。较知名者除前述外，还有李泰棻《中国史纲》三卷四册、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五卷、王桐龄《中国史》四册、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四册、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三册、章嶔《中华通史》五册等。其中邓之诚书原为大学讲授通史的讲义，体裁略依纪事本末之体，先以世系，再叙大事、制度，殿以学术、文学、艺术，取材兼及正史、政书、杂史，精心选择、排比有序，于读者不易检索的民族消长、生计盈绌资料胪列独详，不惟便于入门，即对治史者亦有参考价值，故有“诚一分别章门，宛同类书之典型代表著作”的赞语(此后吕思勉几部断代史出，其价值即有所下降)。余者，除吕著白话本国史当另行专述外，从学术史角度而论，均稍为逊色。③这种情况．很可以用1945年顾颉刚先生所著《当代中国史学》一段话来代表：“中国通史的写作，到今日为止，出版的书虽不少，但很少能够达到理想的地步。本来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写通史，是最困难的事业，而中国史上须考证研究的地方又太多，故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编著中国通史的人，最易犯的毛病，是条列史实，缺乏见解(如缪凤林本即有此病——笔者附注)，其书无异为变相的《纲鉴览》或《纲鉴易知录》，极为枯燥。”自然上述批评全是从理想的角度来说难的，写书的人甘苦自知，故张荫麟先生又有“写中国通史永远是一种冒险”的感叹。
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写成于1920年12月，1923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全名为《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共四册④，起自上古，迄于1922年华盛顿会议。此书写作于沈阳高师任教期间，自述“此书系将予在中学时之讲义及所参考之材料，加于增补而成”，考虑到“取其与现在人的思想较为接近”，“本书全用白话”⑤，由此赢得“我国第一部白话文通史著作，也是当时最完整的一部通史著作’的特殊荣誉．此书出版后销量久盛不衰，前后修订过四版，直至40年代还属于畅销书，往往被大学选用作教材。对吕氏《白话本国史》及后出之《中国通史》(今称《吕著中国通史》)，《当代中国史学》在回顾新式中国通史编著的前此历程时，给予了高度评价：“及吕思勉先生出，有鉴于此(见前引通史写作诸弊——笔者注)，乃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一新的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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