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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编纂百年回顾（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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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5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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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政治等汇为一动态历史，与今日年鉴学派“社会整体史”的意思庶几相近，足见其感受西学精神之敏锐．然尤令人惊叹不巳的。是他在西史上古、中古、近世分期法的基础上，别创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内分三小时期)、“世界之中国”三大历史阶段，且谓“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各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又君主专制政体渐就湮灭，而数千年未经发达之国民立宪体将嬗代兴起之时代也．此时代今初萌芽，虽阅时甚短，而其内外之变动，实为二千年所未有，故不得不自刖为一时代．实则近世者，不过将来史之楔子而已”。此非“大历史”观，又是什么?编著新式中国通史呼号之初，即怀抱有此种大气派，唯梁任公先生能此。
次年2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继之连续发表六篇文章，合称《新史学》，署名“中国之新民”，对旧史学做出了“四弊、二病、三恶果”的尖锐批判，正式亮出“新史学”的旗号。②梁氏主张“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明显可以看出受西学东渐影响，包含有西人历史决定论、历史目的论的色彩背景．文章疾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史学变革的社会使命表述得十分鲜明。
“史界革命”必从检讨全部中国历史开始，梁氏的这一强烈意识，代表着世纪之交处于转型期知识精英的一种文化心态．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下，痛感中华民族“生存危机”的严重，逼使旧营垒中人不能不痛心疾首地对既有的社会体制、思想文化作历史的回溯和病理的解剖，许多有识之士都不谋而合地把编著新式中国通史视为探路开道所必须做的“清理”工作。早于梁氏，章太炎在1900年撰写的《中国通史略例》里，已经就新编中国通史的宗旨、体例乃至具体篇目发表了相当系统的看法，像是酝酿已久。章氏认为修撰中国通史的宗旨，一是为了“知古今进化之轨”，一是为了“振励士气”。其所拟议的体例，实际是试图综汇中国原有各种史书体例之长，推陈而出新。文内云：“不必以褒贬人物、胪叙事状为贵，所重专在典志，则心理、社会、宗教诸学，一切可以熔铸入之。典志有新理新说，自与《通考》《会要》等书，徒为八面链策论者异趣，亦不至如郑渔仲《通志》蹈专己武断之弊。然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四千年中帝王数百，师相数千，即取其彰彰在入耳目者，已不可更仆数。通史自有体裁，岂容为人人开明履历，故于君相文儒之属，悉为作表．其纪传则但取利害关系有影响于今日社会者，为撰数篇。犹有历代社会各项要件，苦难贯串，则取械仲纪事本末例为之作纪．全书拟为百卷，志居其半，志(表)纪传亦居其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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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该文共分上下两篇，分别刊录于《清议报》(光绪廿七年七月廿一日)第90册，1—5页，《清议报》(光绪廿七年八月初一)第91册，1--4页．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清议报》精装12册，第11册，第5701—5709頁，第5761—5768頁，1967年．是年末，《清议报》出版百册后停刊，先生即着手创办《新民丛报》。承台湾好友车汉仁君辛劳寻觅，并扫描全文见示，得窥原貌，谨此致谢。另阅《三十自述》(190Z年12月)，内自云：“一年以来，颇竭棉薄，欲草一中国通史以助爱国思想之发达，然荏苒日月，至今犹未能成十之二。”据此可知，先生于1901年．已有草创中国通史之计划。《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
②梁启超在文内称旧史学有“四弊二病”，并由此产生“三恶果”。四弊为：“一日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日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日知有陈进而不知有今务”，“四日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二病为：“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合此六弊，其所贻读者之恶果，厥有三端：一日难读……二日难别择……三日无感触”。我以为，梁氏这些议论，对今之编著中国通史仍有警戒作用，容长思而不忘。《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收录时，对勘了《新民丛报》原文，可参阅。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盖欲分析事类，各详原理，则不能仅分时代．函胡综叙，而志为必要矣；欲开浚民智，激扬士气。则亦不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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