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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编纂百年回顾（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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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5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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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该书翻印于1899年，未知孰是?)以及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一说为《中等东洋史》)等。此社于1898年亦就解散。前者用汉文写作，故影响较大。
④据李洪岩《史术通贯经术，柳诒徵之史观》。近代中国网(http，／／www.china1840—1949．com)2002年11月12日。文章分析柳先生持古文经学、国粹学派立场，然仍立足于今，立足于政治诸论断，深得要旨。
⑤原书作李提摩太译，蔡尔康述，译书始于1893年，正式出版之前曾在1894年连载于《万国公报》。详情参阅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597—60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据上书《西学东渐大事记》介绍，1838年由传教士郭实腊编的《古今万国纲鉴》，似为在中国翻译印行的西方历史知识之早期刊本。
其中尤以日人译编外国史书被“中介”到中国为多。据悉，仅1901年至1903年，中国人翻译出版的日本人编著的史地类书籍即达120余种①，章节体的样式亦由此引进，这就为新式中国通史体裁的创建提供了借鉴。
学者多认为章节体是新式中国通史区别于旧史的一个显著特点．笔者以为形式的变革，实取决于内容变革的需要。分章节与传统的分卷都只是出于内容分段的需要，并非完全不可相容。关键是新式中国通史按年代叙述(此为史书必不可免的要素)之外。关注的重心意欲转向“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亦即由王朝而转向国家，由“精英”而转向社会民众，不再以“褒贬人物、胪列事状为贵”;所述内容亦由政治、经济扩展至美术、心理、社会、宗教等，或纵或横，反复交织，重分析归纳，章节体裁的逐级分目列题，具有自由剪裁、有机编织的灵活优势，较之传统分卷更容易表述前面说的编著意向的内在逻辑联系。
三是晚清学制改革，各类学堂，学校风起云涌，课程革新的需要，推动了以教科书形式出现的中国通史编著步入高潮．1896年、1898年李端棻、康有为先后向清政府呈《请推广学校折》、《请开学校折》。作为“晚清新政”的组成部分，清政府先后有壬寅学堂章程(1902年)、癸卯学堂章程(1904年)之颁．1905年上谕更明令废止科举，各类新学堂遂迅速兴起，数量呈直线上升之势．在清廷颁布的《癸卯学堂章程》(阳历为1904年1月)中即规定小学历史课程的目标是“俾知中国文化所由来，及本朝列圣德政，以养国民忠爱之本源，尤当先讲乡土历史，采本境内乡贤名宦、流寓名人之事迹……以动其希贤慕善之心”;中学的目标是“注意在发明实事之关系，辩文化之由来，使得省悟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国民之志气”。②历史课程既为所颁新学制必开的课程，因此编写中国通史教材成了当时急不可待的教学必需。柳诒徵增辑的《历代史略》就曾因此被清政府列为暂定中学教科书。
整个20世纪，各种中国通史编著本，其中绝大多数或起于教学需要，或被各级学校采用为教科书。即以20世纪通史编著最享盛誉的两大家吕思勉、钱穆的事迹而言，吕先生自1905年至1910年，先后在常州私立溪山两级小学堂、常州中学堂和南通国文专修科任教员，教授国文、史地，弟子赵元任、钱穆对其爱戴备至，印象至深，其时教学积累即为后来所编白话本通史之滥筋．钱先生自1912年因家贫亦即任教于常州秦家渠三兼小学，后转入鸿模小学任教时自习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以后历任各校多以国学为本，1931年任教北大历史系始从事通史教学，《国史大纲》即为此阶段教学的结晶。③足见学校教育，特别是历史课程的设置，实是推动中国通史编著的强大动力．况且作为国民教育的主体，新式中国通史重点面向各级学校的学生，寄希望于“新民”的育养，亦完全符合倡导者振兴民族精神、“开发民智”的中国通史编著初衷。
四是民间文化事业的崛起，特别是出版机构抓住商机，成功操作，为中国通史在内的史学书籍走向社会公众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平台。近代出版业的肇始离不开西方传教士的努力，西学东渐风气渐盛，在印刷出版技术更新的条件下，“洋务派”、‘维新派”也先后占领出版阵地④，这些都为新式出版业的破土堀起开了历史的先河。1898年后，民营出版机构大量涌现，知名者先期有商务印书馆(1897年)、广智书店(1901年)、作新社(1901年)等，稍后则有中华书局(1911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元济于1902年正式加盟商务印书馆，随即出于其戊戌变法以来逐步形成的“开发民智”的国民教育理念，并远见到新式教育兴起的前景，果断组建编译所，首次策划并成功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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