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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编纂百年回顾（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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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5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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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师培著《中国历史教科书》二册，由国会保存会出版于1904年，稍晚于夏著．1936年收入《刘申叔先生遗书》。刘氏也是用章节体编著中国通史的最早主张者之一．
②以上对夏氏的各家评论以及李洪岩的识断，均引自李洪岩所撰《夏曾佑之生平与学术》一文。内有对夏氏史学思想的详尽介绍与评析，颇多新见，但认为夏著不应列入“世纪经典”之说，笔者稍持异义。请读者自行检阅“近代中国网”李氏上载原文。
③参台湾师大历史研究所研究生黎华赵硕士论文《张荫麟研究》。文内特列专表，对1931年至1946年间出版的通史类著作情况及学界简要评价作了整理归纳。上述邓氏著作评价即引自该论文．其它著作评价从略。现有周忱编选的《张荫麟先生纪念文集》(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2年版)予以全文收录，读者可参阅。
④另有1933年10月修订本第2版、1935年4月修订本第4版及海外重印本多种．据方德修《吕思勉先生编著书籍一览表》，载《蒿庐问学记》，三联书店1996年。1949年至今二次重印未果。
⑤录自《白话本国史》序例。文内对本书体例，另有几条说明，但遇(1)文盲不能翻成白话处。(2)虽能翻而要减少其精神，(3)考据必须照录原文处，仍用文言。笔者以为，这里尽显昌先生深谙文言转译白话之难，著作之谨严令后生敬畏。今之语体文翻译者切不可将文盲译白话视作易事，掉以轻心。
吕先生稔熟于旧史典籍，“以阅读二十四史为日课……先后把二十四史反复阅读了三遍”(入室弟子杨宽语。前数史实际不止三遍——笔者注)，对《三通》以及其它典章政书也反复阅读．先生秉赋乾嘉治学精神，书写札记日无间休，对史料的搜罗、考据、排比，规模的宏伟堪称一绝，先后编著有四部份量极重的断代史．从各种回忆资料来看，吕先生不习外文，疏于社会交往，是一个淡泊宁静，“埋头枯守、默默耕耘”的人，运用新出土的史料也较少，身上有较浓的古代士人气息(与官场、政党政治均有强烈疏离之习，故不称“士大夫”气息)，因此直至今日，学界仍有误解，以为他算不上是个新式学者。①然而即使是早期的《白话本国史》，已经能够明证吕先生亦是对社会变迁充满期待的情景中人。无论是史观、史识还是剪裁编织，都领时代风气之先，并以刻苦积累起来的史学底蕴对新方法作了极有创意的发挥，受到读者广泛的欢迎，应是实至而名归。
《白话本国史》显然接受了西方社会发展理论，在“三皇五帝时代社会进化状况”一节中采用了渔猎时代进至游牧时代，再进至农耕时代的迭进次序，运用了“群婚”、“母系”、“共有财产”、“阶级分化”、“自由竞争”诸多社会学新概念，认为三代以前和秦汉以后社会情景迥然有别，其转变的大界限，则在春秋战国之际社会经济、阶级关系的大变迁。后一点，应是从本土总体历史体悟中得到的睿识卓见，极富原创性。另外，吕先生治史的个性，向瞩目于国计民生(包括民众的生活方式)和民族发生的源流(正暗合今之“多元一体”之意)，在本书中已经初露端倪。然对比其以后的著作，他当时对中国历史的解析尚无突出创见．但笔者认为在本书“序例”里提出的四条写作原则②，是新式中国通史编纂由构想到实践的20年总结和升华，并为以后长期编著实践证明是成功而有效的。此项学术意义，比之具体的学术识断，更具有长远的价值。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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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吕思勉先生事迹，除前引李永圻《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外，尚可参张耕华著《人类的祥瑞：吕思勉传》，华东师大出版社1998年版．笔者对先生的认识，可参拙著《中国历史通论》后编，华东师大出版社2000年版;《治史当尽心平心——吕诚之先生史识感官》，《东方文化》1998年第5期。
②《白话本国史·序例》的四原则，可简约归纳为用新方法整理旧国故的精神，通过考据求得结论，也需借助前人与今人研究成果，并能利用外国材料作为参考(此即学术信息量须充足)，备载参考书目，指示读史门径(还应补充夏曾佑所主张的，加附地图、图片或表格等，则更全面)，尊重史实，讲究条理系统．原文叙述更详，请参《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所录，第75页．
③吕先生曾应商务印书馆之约，另编著有《更新初中本国史》与《新学制高中本国史教科书》两种。后者出版于1924年，从远古讲到民国，只用了12万字篇幅．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典章制度无不顾及，要言不烦，极方便一般读者阅读，可惜一直没有重印。参《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所载黄永年先生的回忆文。上一页 [1] [2] [3] [4] [5] [6]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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