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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是笔者2004年5月在中国史学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稿。其中谈到的只是一些个人感觉，而投有机会具体涉及到诸多学者与丰富的个案成果，叙述中难免挂一漏万，敬祈读者鉴谅。本文的正文部分曾经发表于《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9期。文章在撰写过程中，得到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包伟民、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方诚峰、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罗秭楠的热情帮助，谨致谢忱。

2  葛金芳、曾育荣：《20世纪以来唐宋之际经济政策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第2期。

3  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2003年。

4  包弼德(PeterBol)：《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江苏人民出版社中译本，2001年。

5  苏基朗：《唐宋法制史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

6  赵雨乐：《唐宋变革期内的军政制度——官僚机构与等级之编成》，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

7  贾玉英：《略论唐宋中央监察制度变迁》，《李埏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

8  例如Bettine Birge，Inheritance and Property Law from Tang to Song：The Move away from Patrilineality(唐代至宋代的婚姻和财产法：从父系体系的疏离)；大泽正昭：《“妒妇”、“悍妻”以及“惧内”一一唐宋变革期的婚姻与家庭之变化》。邓小南主编、高世瑜、荣新江副主编《唐宋女性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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