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例如张邦炜：《宋徽宗初年的政治——以蔡王府狱为中心》，《西北师大学报》2004年1期；《靖康内讧解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3期：《北宋亡国与权力膨胀》，《天府新论》2000年1期。王曾瑜：《宋钦宗和他的四名宰执》，《学习与探索》1999年6期。罗家祥：《靖康党论与“靖康之难”》，《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年3期。方震华《北宋中晚期文士对武力的定位》，《汉学研究通讯》2002年11月，21卷第4期。美国学者包弼德(Peter Bol)：Whither the Emperor? Emperor Huizong，the New Policies，and the Tang-Song Transi．tion，Journal of Song Yuan Studies Vol．3l(2001)：伊沛霞(Patricia Ebrey)：《文人文化与蔡京和徽宗的关系》，载漆侠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讨会第九届年会编刊》，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
6 参见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研究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
7 参见朱瑞熙：《岳飞研究的百年回顾》，待刊。
8 王曾瑜：《鄂国金佗粹编续编校注》，中华书局，1989年；《尽忠报国——岳飞新传》，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河洛悲歌》、《靖康奇耻》，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
也有学者关注历史人物形象变迁所蕴涵的“当代史”的意义1。这反映出，传统的人物研究也在寻找新的问题生长点。
制度史：
制度史研究中也出现了对于学界成说的再探讨。我们看到，即使是宋代中央政治制度中最关键、最核心的内容，也还有许多重要的“未发之覆”。对于宋代“二府”之_枢密院的研究，就是其中的一例2。以往对于文官制度讨论较多，近年来则有不少对于武将群体的考察3。
就一段时间内的趋势而言，宋史界关注的重点是地方和基层的行政制度4。对于宋代路制以及相关行政制度的研究，集中了国际范围内许多学者的目光5。其中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一书，通过中央制度的“地方化”过程，来探讨财政制度在实际运作中产生的与制度文本规定不同的多种变异。除去对于路及州郡体制的考察外，还有许多对于县丞、县级公吏6，对于乡村基层组织衍变的基本趋势的考察7。
中央与地方关系，是制度史研究中的重要方面。政治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促使历史学者从新的角度考虑以往的问题。围绕着沟通中央与地方的，“信息渠道”这一总的论题，产生了一些新的研究点，例如信息“不均衡分布”条件下的政绩考察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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