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称谓的由来

    “官僚资本”的提法，在20世纪20年代就出现了。1923年，瞿秋白在《前锋》杂志上发表《论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一文①，首次使用了“官僚资本”一词。他将洋务派经办的官办企业称为“官僚资本之第一种”；将官商合办企业称为“官僚资本之第二种”。1929年，李达在《中国产业革命概况》一文中，揭露清代官僚举借外债时“从中渔利，自肥私囊，形成官僚资本”。

    1930年，日本学者橘朴在《中国社会的发达阶段》一文中，将官僚资本分为“梁士诒型”和“张謇型”两种。1936年，吕振羽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中，将清政府创办的“国营事业的萌芽”统称为官僚资本[1](p492)。

    总的说来，这时大家所说的官僚资本主要指清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官办企业。抗日战争中后期，进步人士和中国共产党开始将国民党官僚利用职权、私人参与投资的企业或金融机构称为官僚资本。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在《提议对发国难财者开办临时财产税以充战后之复兴经费》一文中指出：“几位大官，乘国家之危急，挟政治上之势力，勾结一家或几家大银行，大做其生意，或大买其外汇。其做生意之时以统制贸易为名，以大发其财为实。故所谓统治者是一种公私不分之统制”。[2](p21)随着国民党官僚资本的膨胀，马寅初对官僚资本的抨击也愈加严厉，“所谓国营，实即官办”，“假公济私为通病，由来已久，莫可究诘……近来夫变本加厉，由暗偷私窃变为公开劫夺”，“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局面，已呈现于吾人的眼前”[3](p359)。他认为官僚资本会阻碍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陈伯达在《中国工业与中国资产阶级》一文中也断言：官僚与买办的经济垄断正从金融业向工业发展，“官营就是‘国营’，‘国营’就是官营”[4]。

    此时，大家还只是对官僚资本进行揭露和抨击，“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提法还未出现。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说：官僚资本“亦即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资本，垄断中国的主要经济命脉，而残酷地压迫农民，压迫工人，压迫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5](p1046)。这里所说的“官僚资本”，主要还是指国民党官僚的私人资本以及私人经济活动。

    随着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政治斗争的日益尖锐，共产党人开始将国民政府的国家资产、官僚私人资产、党团资产以及政府各部门的公产都划归为官僚资本。

    陈伯达在《中国四大家族》一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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