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江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若干特点》一文中，指出在国民党建立政权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受到了官僚资本的限制和压迫；抗战以后，中国民族资本受官僚资本的排挤、兼并而变得“奄奄一息”。文章对国民党官僚资本的来源、活动、形成、特性作了考察，指出国民党官僚资本同国家政权结合紧密，使国家政权为自己服务，因此从一开始就具有垄断性。吴江把国民党官僚资本的特点概括为：一开始便与国家政权结合，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没有任何独立性(对于国际资本主义来说)；具有买办性；同封建地主阶级密切联系，有浓厚的封建性；完全从商业、银行投机起家。这种国家垄断资本性质的官僚资本在社会经济中所起的作用是：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利益服务，具有浓厚的买办性和封建性；是寄生、腐朽透顶的；是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经济基础。[9]
肖灼基在1965年发表了《四大家族的公债投机活动》一文，详细论述了四大家族靠发行公债积累资本的情况。文章指出，四大家族用公债做银行准备金，大量发行纸币，通过发行纸币获取了大量财富。四大家族还利用政治特权对公债进行买空卖空的投机活动，并利用公债向其它银行“增资”，形成对金融的垄断。文章认为公债掠夺了农民，加重了人民的赋税负担，造成了恶性通货膨胀[10]。
以上几篇文章起到了向百姓普及有关“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基础知识的作用。这些研究成果重点在于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强调其对人民的剥削，和对历史的消极作用。
“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学术研究基本上陷于停滞状态。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相关研究开始启动，仍有一些学者坚持十年前的传统观点．
全慰天的《中国四大家族官僚买办资本的形成》、孔经纬的《三重压迫对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阻碍》、何干之和刘炼的《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黄逸峰等人合著的《旧中国的买办阶级》等论著都持传统观点。
全慰天认为，中国的官僚资本较多的是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因此虚弱得多，落后得多；它较少进行资本主义积累，更多地进行原始积累。中国官僚资本的性质，只能是买办的、封建的、军事的、垄断的、腐朽的和反动的。[11](p350)他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形成的途径和条件进行了概括，认为蒋家是四大家族的核心，由于掌握了政权，就利用财政特权垄断了全国的金融，并逐步对商业、交通运输业、近代工业以及分散落后的农业和手工业进行垄断掠夺。[11](p353)
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孔经纬。他在《三重压迫对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阻碍》一文中，认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主义是“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12]
黄逸峰、姜铎、唐传泗、陈绛共同编写了《旧中国的买办阶级》一书。该书论述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形成过程，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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