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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十年来的中国民族史学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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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0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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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元代实录材料的来源、元朝“国史”与“脱卜赤颜”的区别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理论方面，有的学者把元代史学置于民族史学发展的长河中加以考察，提出“多民族史学的新发展”是有其最为突出特征的看法[11]；还有的学者注意从史学思潮的角度剖析元代史学的方方面面，其主要成果有叶建华的《论元代史学的两股思潮》（《内蒙古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王晓清的《宋元史学的正统之辨》（《中州学刊》1994年第6期）， 江湄的《元代“正统”之辨与史学思潮》（《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 期）等。关于元代史学的其他成就如地理书、私人行记等虽有论及，但仍需作进一步探讨。
——明清时期。明清时期，对我国历史进程影响最大的少数民族是满族。从史学史角度对满洲贵族入关以前的满文老档进行研究的主要成果，有乔治忠先生的《后金满文档册的产生及其史学意义》与《清入关前满文档册考析》二文。作者认为，满文老档“给传统史学注入了新的因素，成为清朝官方史学得以兴旺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12]对于清末兴起的边疆史地研究，以往的史学史论著多从御侮图强的角度对其进行介绍与阐发。近年来有学者认为，从清代前期的历史地理学直到张穆、何秋涛、姚莹的边疆史地研究，贯穿了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而后者更“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近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之深沉的民族觉醒意识”[13]。这一认识表明，在中国历史的转折时期，传统夷夏观、民族观的内涵与外延都开始随着时代特征的转变而产生较大变动。有清一代，民族史学在历史撰述与理论认识上都成果丰硕，对它们的深入研究，亦当是今后民族史学研究的重点之一。
（三）专题研究 50年来与民族史学有关的专题研究，主要体现为史家、史著研究：一是对民族史家生平事迹、主要著作的考订，以及民族史著的版本源流、资料讹误的考证校勘；二是对汉族史家及其民族史撰述中所包含的民族史观、编纂思想等理论问题的分析与评价。而全面探讨民族史学的成果则暂付阙如。
——史家、史著的考证性成果。史家研究方面，改革开放以来，藏、契丹、蒙、回、维吾尔、女真等民族史家的生平考略均已展开，其形式多以个别史家为主；但亦有通考某一时代民族史家者，如朱永邦《元明清以来蒙古族汉文著作家简介》（《内蒙古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1981年第1期），朱子方的《辽朝史官考》（《史学史研究》1990 年第4期）等。前者利于对史家个人的全面、深入把握， 而后者则利于从史家群体的考察进一步窥得此历史时期的史学特点。史著考订方面，《云南志》、《契丹国志》、《大金国志》、《蒙古秘史》、《泐史》、《青史》等均出现有份量的考订文章，其考订范围广涉著者、成书年代、编纂体例、史料辨误、续作情况等，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基础。
——史家、史著的理论研究。关于史家民族史观研究，本文将在第三部分专门讨论，此处从略。史著的研究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对某些新问题的认识，如李锡厚的《〈虏廷杂记〉与契丹史学》（《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4期）、 宝力高的《浅谈十七世纪蒙古编年史的史学价值与文学价值》（《内蒙古师大学报》1985年第2期）等； 一是对旧问题的重新思考，如元修三史仓促而成，后人对此多所诟病，8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从史料价值、思想传统等方面对其作了新的分析，认为“这三部史书的史料价值，在二十四史中是比较高的”[14]，且在史论、史学思想方面也继承、吸收了前代及当代史学的优良因素，故“元之不善，不当如是也”[15]。这两种形式的研究，对于推动民族史学的发展，无疑都是非常有益的。
三、理论上的拓展与深入
（一）自觉意识的增强与研究对象的探讨 50年来民族史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及其良好的发展势头说明，对理论的探讨既是它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其发展的内在动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史学史研究在各个层面上的展开，民族史学的相关理论问题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首先提及这一领域的是白寿彝先生，他在1985年指出：“就中国史学讲，现在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实际上还逗留在汉族史学史的研究阶段。有的书里，也讲了《契丹国志》、《蒙古秘史》，那太有限了，中国的五十几个民族，不能说每个民族都有它长久的史学，但有不少的民族确实是在这方面有很多积累。”[16]（P343）这种研究的自觉意识的提倡，在史学界产生了积极的反响。1989年，施丁先生在总结新中国40年史学史研究成果时亦指出：史学史今后发展的方向是“通”，不仅要通古今，而且“对汉族的史学史要研究，对蒙、藏、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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