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宫廷的规矩、皇帝宫女们的生活,历来都为记掌故者津津乐道,也有数量甚钜的成果问世,而且常常成为很好的卖点。皇宫内的生活固然也可视为北京城市生活史的一部分,至少一些宫廷习俗后来传入民间,与民间生活也会产生交互的影响,但本文开头就已说过,目前新兴的城市生活史领域,其史学兴趣主要是在千百万名不见经传的民众中间,更多关注的是民间社会,所以对宫廷问题的研究,本文视为另一个领域而不在此赘述,而仅从与民间生活有关的成果中选取几例作为介绍重点。这些成果比较突出的特点,首先就是在史料上所作的深入挖掘,鉴于有关民间生活的记载很少见于官私史籍,所以对档案、碑刻拓片、房契地契等史料的开拓,便使研究视野大大扩展,不再局限于一般人引用多次的那类范围。其次是研究视角的新颖,这与新史料的开拓是相辅相成的.还有,便是新方法的运用,如赵世瑜在历史学与民俗学之间所作的跨学科研究、郭松义采用的历史人口学分析方法等。
在有关北京城市生活史的论著中,成果较著的首先是有关民间信仰的研究。这项研究发轫于上个世纪的20年代,著名学者顾颉刚先生等人曾对京西妙峰山庙会进行过为期三天的实地考察,相关成果以《妙峰山进香专号》为题陆续刊出。此举对史学与民俗学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近年来刘锡诚主编《妙峰山·世纪之交的中国民俗流变》便可视为这一研究的延续。而其中赵世瑜发表成果较多,也比较引人注意。如所著《国家正祀与民间信仰的互动——以明清京师的“顶”与东岳庙为个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一文,从社会学、历史学的角度,探讨北京周边崇拜碧霞元君的各“顶”、东岳庙及其二者的关系,并通过各种祭礼群体之间的联系,折射出在北京这个首善之区民间信仰如何与官方信仰发生互动的问题。作者认为自上古帝王的泰山封禅以来,东岳崇拜就更多地体现了国家信仰,而碧霞元君信仰则具有更多的民间性。虽然有学者认为赵的看法有牵强之嫌,但我认为该文最有意义的一点是,正如作者所说,以往讨论国家与“民间社会”之间关系的学者,用来选择研究的“点”多属于远离政权中心的乡村边陲,二者间有相当大的距离,民间社会与国家的二元对立清晰可辨。而明清时期的北京,本身就是“国家”的象征,但内部同样有复杂的民间社会,这就使得对二者间关系的讨论别具意义。除这篇文章之外,赵世瑜又著《鲁班会:清至民国初北京的祭祀组织与行业组织》、《黑山会的故事:明清宦官政治与民间社会》(均收入该作者的《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一书,三联书店,2002)等文,据作者自述,分别是他所作关于明清以来北京善会组织以及明清京师的宦官与京师民间社会关系等系列研究的引子。这些系列研究的关注点都是民间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采用史料更重寺庙等处的碑刻与民间采集的资料,较之上述《腐朽与神奇》一书更为深入和丰富,在北京城市生活史研究上可谓独辟蹊径.无论从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上都有给人启迪之处。
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与香会——根据碑刻史料的考察》(《燕京学报》第12期),同样是以民间碑刻为主要史料,讨论北京民间香会的文章。作者自称,该文并非对清代北京香会作全景式考察,而只关注其中与旗人息息相关的部分,首先是香会的名目,其次是香会的组织,希望以此为楔入点,了解旗人参与香会活动的情况及其与民人的关系。历来研究北京满汉关系的文章,多从语言习俗方面入手,尚未有人能将视角进入到如此深的层面,而从这一与赵文不同的方面人手进行的讨论,也为民间信仰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饶有兴味的新的角度.此外,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韩书瑞(Susan Naqin)所著《北京庙宇和城市生活(1400~1900)》 (Peking Temples and City Life,1400~1900,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0)也是引人注意的一部。
对香会中旗民关系的讨论(见前述),是刘小萌探讨北京城内旗民关系的一系列相关论文中的一篇。另如《清代北京旗人舍地现象研究——根据碑刻进行的考察》(《清史研究》2003年第1期),则从北京旗人将土地施舍给寺庙宫观的现象入手,讨论明清时期北京城内的满汉关系问题。该文认为,揭示旗人舍地现象,对了解旗人宗教信仰、与寺观关系以及土地等方面均有意义。主要考察的是舍地的来源、施主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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