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北京城市中疾病与死亡等问题研究中最成系统的，当属德国女学者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r)的《北京的生育、婚姻和丧葬——十九世纪至当代的民间文化和上层文化》一书。该书目前已由王燕生、杨立与胡春春译出，中华书局2001年出版。据作者在导言中称，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平民和新旧上层人物在生育、婚姻和丧葬方面的风俗和习惯、仪式和典礼、观点和行为方式以及全部实践，也就是说他们的全部生活和经验的领域都是本书的研究对象，尽管它们对社会来说是平凡小事，但对于个人却是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事件。它们频繁地发生、不断地重复并因此而与生活融为一体。该书希望能够系统地描写和阐释从帝制(指清朝)末期到上一世纪80年代初北京的平民百姓和新旧上层人物在生育、婚姻和丧葬方面的实践，以及在这一实践中新旧上层人物与传统的北京民间文化之间的关系，并从中挖掘出时代的差异和不平衡，以及当代实践与传统实践之间的关系。此书利用的资料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官方文献，如《大清通礼》记载的有关婚丧礼仪的规则，儒家学者有关这一问题的论述等。二是民族学家(大多数是外国人)的笔记以及对日常生活见闻的描述，也有一些民俗学与宗教学的研究报道，大多来自清末与民国时期。内容则基本上是对事实的描述，较早的报道更集中于“奇闻”和礼俗中的所谓“迷信”上。三是上个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中国和外国学者对北京和华北的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的实地考察。四是作者本人1982年和1985年对北京及其附近地区农村的考察和采访。另外，作者也在极小范围内利用了虚构的和自传性的文学作品以及新的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参考文献。该书的主要问题，是中文译本的质量太差，许多地方甚至不知所云，严重影响了此书的可读性。罗梅君还著有论文《北京的丧葬：19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变革中的家庭经济逻辑》(《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2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总之，无论罗梅君，还是本文开头多次提到的施坚雅，都不仅仅具有历史学家的背景，甚至主要是人类学家和其他学科的学者，他们从事的都是跨学科研究，这构成了他们与我国学者以及所出成果的明显区别。

    囿于笔者见闻，以上对明清城市史研究的概述也许很不全面，台湾学者的研究状况尤其是缺门。明清两代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不可忽略的关键环节，尤其是乾隆中期以后，人口爆炸、大量移民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以及城市各阶层之间的上下流动，商人势力的空前活跃，由行会和钱庄维持的贸易网络开始形成并趋于繁荣，这些构成了清朝异于前朝的一个重要特征。城市尤其是大都市，作为在当时时空下人口最为集中和密度最大的地方，也往往成为人类潜力中最好和最坏两种极端的集中表现之处。作为少数民族夺取全国政权的清王朝，又使京城及其他大城市中聚集起前所未有的少数民族人口，与当地汉族居民形成异常复杂的民族关系。这一切都对近代乃至今天中国的发展造成了深刻的影响。明清两代保存有卷帙浩繁的档案及其他各种官私方文献，其丰富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不能及，而迄今为止，这些文献都几乎未曾被人问津。在西方学术界备受重视的口述与图册，更未进入城市史研究专家的视野。所以我认为，作为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个基础和准备，明清城市史的研究不仅具有不可忽略的学术价值，而且也存在一个广阔的学术空间，理应受到学术界更进一步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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