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宋代伎术官研究 |
 |
时间：2009-7-24 13:51:16 来源：不详
|
|
|
奏荫者”，也就是说仅限于高级伎术官。第二，伎术官荫补亲属“一次而止”，不能像文官武将那样，多次荫补。第三，伎术官荫补亲属只能担任伎术官，不能改做文官武职。其所以这样规定，据说有两个目的，即“不独使专其业，且以杜入官之滥”。[56]因此，伎术官的子孙们按照规定，至多也只能世世代代地担任伎术官。如“太史局令吴师颜在京师时已世为日官，及渡江，掌其职者犹二十年”。他死后，其子“泽继代父任，令（当作“今”）为春官大夫判太史局”。[57]
宋高宗的御医王继先在宋代伎术官中是个特例，他曾经飞黄腾达于南宋初年。其原因在于，一则他深受宋高宗信任，宋高宗“以一身委之继先”；[58]再则他与秦桧关系特殊，秦桧叫其夫人王氏拜他为兄弟，“往来甚密”。[59]因此，王继先的亲属荫补官职突破了上述规定，不仅不是“一次而止”，而且在他的亲属当中，荫补为文官者有之，出任武将者也有之。但是，尽管王继先炙手可热，这些违反规定的做法仍然遭到士大夫们的强烈反对，被谴责为“侥冒补转”。[60]如绍兴年间，宋高宗降旨，把王继承先的女婿任命为添监浙江税务。宰相张浚、赵鼎对这项任命事宜很不理解，认为医官即使治病有效,也只能“或与酒，或与钱，或与缣帛，随大小效验以答其劳。”而给事中王居正则将诏旨封还。宋高宗“玉色颇厉”，王居正依然坚持己见。他指斥王继先不过是个“以技术庸流享官荣、受俸禄”的伎术官，并劝告宋高宗：“臣不愿陛下辄起此门。”宋高宗无言可对，只能表示赞同：“卿言是也”。并决定“前降指挥更不施行”。[61]就事论事，王居正直言极谏，胆识可嘉。但他的“技术庸流”之说，却反映出有宋一代士大夫对整个伎术官的歧视和轻鄙。
除了俸禄、恩荫而外，服饰对于封建官僚来说，也是一种不能忽视的待遇。它在封建时代是用来区别贵贱，表示等级身份的一项重要标志。宋朝在服饰方面，对士大夫待遇同样相当优厚，失之于滥。宋人对此曾慨叹：
婴孩授命，年才十五者，今遂服绯。而贵近之子，或初年赐绯，年才及冠者，今遂赐紫。朱、紫纷纷，不亦滥乎！[62]
相反，宋朝对伎术官服饰限制相当严，其主要表现有下面三点。
第一，一般只能服绿。宋代官员公服的颜色，北宋前期因循唐朝旧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元丰元年（1078），宋神宗把官员的服色改为四品以上服紫，六品以上服绯，九品以上服绿，青色则去而不用。元丰改官以后，最高一级伎术官为从六品，才勉强可以服绯。何况朝廷在元丰元年还明确规定：
伎术若公人之人入品者，并听服绿。[63]
因此，宋代尽管有“伎术官之服，有紫、绯、绿”[64]之说，但绝大多数伎术官只能服绿。这些身穿绿袍的伎术官，在“朱、紫纷纷”的官场中，不免有地位低下、狼狈不堪之感。
第二，一般不能佩鱼。鱼是一种“以金、银饰为鱼形”的装饰品，“因盛以袋，故曰鱼袋”。官员们身着公服，将鱼袋“系于带而垂于后，以明贵贱。”宋代从雍熙元年（984）开始，“内外升朝文武官皆佩鱼”。服紫者佩金鱼袋；赐紫服者“则给金涂银”；赐绯服者“亦有特给”。甚至连“京官、幕职州县官赐绯、紫者，亦佩。”[65]但是，伎术官却没有这项待遇。大中祥符六年（1013）五月，宋真宗下诏规定：
伎术官见佩鱼者，特许仍旧。自今未至升朝官，赐绯、紫者，不赐鱼袋。[66]
因此，翰林待诏王文度在天圣二年（1024）请求佩金鱼袋，遭到宋仁宗拒绝。宋仁宗的理由是：
先朝不许伎术人辄佩鱼，以别士类，不令混淆。[67]
景祐二年（1035），尚药奉御徐安仁因深受宋仁宗宠信，“特许佩鱼”。不过，这只是“特许”，不是通例。在宋代，“服绯、紫者必佩鱼，谓之章服。”而伎术官即便是赐绯、紫者亦不能佩鱼。按照宋人的说法：
有服而无章，殆与吏无别。[68]
可见，伎术官地位之低下，简直不能与士大夫同日而语，只能同胥吏相提并论。
第三，一般只能着屦。伎术官不仅服色、佩饰与高中级文官武将不同，而且穿的鞋子也与他们有别。其区别在于四饰。即絇、繶、纯、綦。按照宋徽宗在位时期的规定：
文武官大夫以上四饰，朝请郎、武功郎以上减去一繶，并称履，从义宣教郎以下至将校、伎术官减去二繶、纯，并称屦。[69]
也就是说，伎术官穿的鞋子只能有絇、綦二饰，不能四饰齐备；只能叫做屦，不能称为履。尽管在政和、淳熙年间曾经分别为医官、天文官增设大夫阶，但伎术官大夫阶并不等于文武官大夫阶，他们同样只能着屦，不能享受与文武官大夫阶相等的待遇。
二、升迁难
传统制度是一种颇为严密的等级制度。等级制度就像一架梯子，等待着每一个为物欲驱使的人去攀登。谁爬得高，谁受益就大。宋朝为文官武将，特别是文官提供了一架可以比较顺利地向上爬的梯子。宋真宗以后形成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