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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的官员为数不少，特别是在二月十日金军撤离开封之后。为徽宗保驾的胜捷兵大多数是西北人，他们在东南，“皆口语籍籍，以南幸为非，有不悦之言”，“人人思土，其势必乱。”[169]徽宗在东南，众叛亲离，阵脚大乱，危机四伏，兵变、民变一触即发。
当时的官员大多是些善于看风使舵的变色龙。京城四壁都弹压使范琼公然宣称：“东也是吃饭，西也是吃饭。”“姓张的来管着，是张司空；姓李的来管着，是李司空。”[170]真可谓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但倒也一语道破了官员们的普遍心理。徽宗在镇江，钦宗在开封，诰命幷行，监司莫知所从，州县观望风旨。尽管徽宗竭力拉拢东南地方官员，如他将江南东路转运副使曾纡“引至深邃之所，问劳勤渥。”[171]除破例让其贵妃乔氏出面接待而外，还赏赐曾纡七宝杯一只。然而徽宗毕竟已经退位，地方官员大多按照常规，遵从在位皇帝钦宗的诏令。徽宗所谓“圣旨”不时遭到抵制，这类事例太多。他本人曾“条举数十事，每及一事即泣下。”其中之一是：宿州（治今安徽宿县）原有“御前竹石钱十万缗”，徽宗“亲笔付（林）篪，取其半。”[172]知宿州林篪或许是由于在宣和三年、四年接连两次被各“降一官”，[173]对徽宗心存不满。他仅向徽宗“输二十之一”，同时又“以其事上尚书省，”尚书省立即命令林篪“以钱上京，毋擅用”，即不得交付徽宗。由于类似事件不断发生，徽宗财源断绝，根本无法在东南立脚。正如徽宗所说，他不得不离开东南，“只为无裹粮住得耳”。[174]
四、宋焕出使东南
靖康元年二月十日，金军撤离开封以后，钦宗急于采取强硬措施，从速解决东南问题。徽宗留在开封城内的宠臣王黼、李彦、梁师成因恶贯满盈，幷有与童贯等人遥相呼应之嫌，已于当年正月先后被赐死或秘密处死。这时，钦宗命令宋焕卸任还朝，任命领开封府聂山为江、淮、荆、浙等路制置发运使，权主管马军司公事薛安为副使，前往东南，置童贯等人于死地。聂山“请诏书及开封府使臣数十人以行”。[175]史称，聂山“附耿南仲取位”。[176]用聂山、诛童贯，这一主意或许出自钦宗的从龙旧臣、尚书左丞耿南仲。
眼看徽、钦公开冲突即将爆发，知枢密院事李纲认为“投鼠不可不忌器”。[177]他赓即面奏钦宗：“此数人者，罪恶固不容恕。然聂山之行，恐朝廷不当如此措置。”李纲接着指出：“使（聂）山之所图果成，惊动道君，此忧在陛下。所图不成，为数人所觉，万一挟道君于东南，求剑南一道。陛下何以处之？”钦宗优柔寡断，空自叹息：“奈何？”李纲进谏：“不若罢聂山之行，显谪童贯等，乞道君去此数人，早回銮舆，可以不劳而事定。”[178]钦宗接受李纲建议，收回成命，幷于二月中旬降旨，贬蔡京为秘书监、分司南京，贬童贯为左卫上将军致仕、池州居住，贬蔡攸为太中大夫、提举亳州明道宫、任便居住。处罚如此轻微，显然是考虑到徽宗接受的可能性，虽不足以平民愤，但从策略上讲实属高招。
处罚蔡、童等人的圣旨下达不久，适逢宋焕奉命返回开封。钦宗当初本拟待其还朝，再行惩处。他这时才意识到宋焕极具使用价值，是促使徽宗回朝的最佳人选。钦宗接连两天与宋焕面谈，幷于三月四日再度将其任命为江、淮、荆、浙等路制置发运使，责成他从速再往东南，奉书行宫。宋焕顿时成为徽、钦父子之间的传书带信人与居中调解者。由于钦宗极盼徽宗还朝，而徽宗又急于离开东南，宋焕此行成功的可能性无疑很大。
宋焕深知肩负重任，他“疾驰，不三日，至符离。”徽宗这时已经离开镇江，北上虹县（即今江苏泗县）。宋焕作为钦宗的信使，面见徽宗于淮河之中的船舟之上。徽宗列举知宿州林篪拒不执行其“圣旨”等数十事，边流泪边质问。宋焕解释道：“方都城昼闭，中外隔绝，虽御前号令，州县或不奉承，非独行宫也。守令之罪，盖不容诛，朝廷何预焉？”徽宗“意乃解”。宋焕秉承钦宗旨意，询问：“臣出京师时，闻童贯贬池州，今犹未行，何也？”徽宗的答复是：“胜捷兵隶（童）贯，未知所付。”宋焕建议：“付宇文粹中，以范讷为副。”徽宗表示赞同，但次日又说：“童贯得胜捷军情，骤罢，且生变。奈何？”宋焕回答道：“（童）贯平日败坏军政，西北之人怨入骨髓。今斥去，乃所以安众。生变之语，殆（童）贯自解耳！”[179]徽宗无言可对，只得勉强让童贯离去。
宋焕总算说服徽宗，幷陪同他走上了返回开封之路。到达南京应天府（治今河南商丘南），宋焕将先回开封，向钦宗报告，徽宗即将还朝。临行时，徽宗赐宋焕手诏一通：“通父子之情，话言委曲，坦然明白，由是两宫释然，胸中无有芥蒂。”[180]徽宗还将他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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