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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以为然：“今不固根本，于无事之时，而徒事目前之功。”据说徽宗打算接受其建议，宦官杨戬立即另生事端。他“因肆谗说，家令杨冯将辅太子幸非常。”徽宗即刻“震怒，执杨冯而诛之。渊圣（即赵桓）之言亦废。”[73]徽宗居然相信其太子会抢班篡位，幷采取极端措施，将太子家令处死。足见，其父子之间的矛盾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当时，赵桓仅仅是个储君而已，面对位居九五之尊的父皇，只能忍气吞声。如宣和元年六月，开封大水，正是向徽宗直言极谏的绝好机会。“而在位者乃寂，不闻有发愤纳忠之人。”[74]起居郎李纲趁机请求徽宗广开言路：“特诏在庭之臣，各具所见以闻。择其可采者，非时赐对，特加驱策，施行其说。”[75]徽宗不仅拒谏，幷且下诏：“都城外积水，缘有司失职，堤防不修，即非灾异。李纲所论不当，罢起居郎。”[76]李纲因而被贬为承务郎、监南剑州沙县（今属福建）税务。赵桓对此颇为不满，幷赋诗一首，其中有“秋来一凤向南飞”之句，但敢怒不敢言。直到即位后，才对李纲说：“卿顷论水灾疏，朕在东宫见之，至今犹能诵忆。”[77]
诚然，赵桓位居太子期间，幷非完全无人支持。从政和二年开始任太子宫僚达14年之久的耿南仲，就是其坚定的支持者。[78]有记载称：赵桓“在东宫，当宣和季年，王黼欲摇动者屡矣。（耿）南仲为东宫官，计无所出，则归依右丞李邦彦。邦彦其时方被宠眷，又阴为他日计，每因王黼谗谮，颇为解纷。”[79]照此看来，宣和三年出任尚书右丞幷步步高升的李邦彦明里暗里多方袒护赵桓。李邦彦“与王黼不协”，[80]似乎是其支持赵桓的一个重要原因。宣和六年秋冬之交，李邦彦斗倒王黼，于当年九月升任少宰即次相，王黼随即于同年十一月罢相，或许是赵桓的太子地位得以保持的因素之一。赵桓后来即位，李邦彦即刻升任太宰即首相，绝非偶然。
然而在当时的权要之中，支持赵桓者较少，支持赵楷者居多，他们对赵桓事事横加挑剔。赵桓处处谨小慎微，心境长期抑郁。史称：赵桓“自以地逼而望崇，每怀兢畏，讲读之暇，唯以髹器贮鱼而观之。他事一不关怀，人莫能测也。”[81]从上述史实看，所谓“事一不关怀”，只不过是伪装而已。由于善于伪装，以致把柄较少，这是赵桓的太子地位未能动摇的更为重要的因素。“每怀兢畏”则是迫于外界压力的结果，久而久之，势必养成懦弱的个性。赵桓即位后，“勤俭有余而英明不足”，[82]遇事优柔寡断，诏令朝令夕改，或许与此有关。
四、钦宗侥幸继位
宣和七年十二月，生于元丰五年（1082）、时年不到44岁的徽宗突然宣布退位，做了10年太子、现年26岁的赵桓总算继位，史称钦宗。徽宗退位出于被迫，原因在于发生了金军进逼开封这一突发事件。在退位过程中，积累已久的矛盾顿时激化。
徽宗得知金军大举南下，连忙决定南逃淮、浙。他在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将赵桓任命为开封牧，无非是让他留守开封，至多不过是以太子的身份监国而已。徽宗如此行事，太常少卿李纲万分焦急。他认为：“巨敌猖獗如此，非传以位号，不足以招徕天下豪杰。”李纲即刻与好友吴敏商议。次日，由当时担任给事中、权直学士院兼侍讲的吴敏出面，直言极谏。同时，李纲又刺臂血上疏：“皇太子监国，典礼之常也。今大敌入攻，安危存亡在乎呼吸间，犹守常礼可乎？名份不正而当大权，何以号召天下，期其成功于万一哉？”于是，“内禅之议乃决”。[83]当月二十三日，徽宗在上诏罪己之后，宣布内禅。[84]
关于徽宗决定退位的经过，另有一说：徽宗已有内禅之意，太宰白时中“久执不可”，[85]蔡京的长子蔡攸探听到这一重大情报，李纲与吴敏敢于恳请徽宗退位，出自蔡攸的指使。有关记载称：“逮上皇将有内禅之意，（蔡）攸先刺探，引（李）纲为援，使冒策立功”；[86]“徽宗欲逊位皇太子，（蔡）攸探知上意，密以告（吴）敏，（吴）敏以力赞其事。”[87]这类大同小异的记载，追究其根源，均出自李纲与吴敏的政敌之口，很难令人信以为真。太学生陈东当时就指出：“上皇传位陛下，……此数贼实尝挠之。而蔡攸者，阻遏尤力。”[88]“蔡攸”，一作“蔡※”。[89]从前面所前引蔡攸“结郓邸为兄弟”的记载来看，当以“蔡攸”为是。何况徽宗如果不退位，蔡攸后来决不会赐死，他怎么可能促使徽宗内禅？退一步说，蔡攸即便果真“探知上意，密以告敏”，吴敏也确有“力赞”之功。难怪御史中丞许翰上疏钦宗，盛赞吴敏“首建内禅之策，以坚外御之心”，“眇然冒雷霆之威，忘家族之祸而建明之。此天下之奇节。”[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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