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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手里。钦宗责成王宗氵楚“总齐禁旅，祗护殿岩，守卫京师，作固王室。”[111]
其三，徽宗立即迁出禁中。换言之，即从此不让徽宗操纵乃至干预朝政。徽宗对此颇为不满：“某人密奏事，予此中不许留身。大臣岂可如此？”但他仍然不得不出居龙德宫，而其皇后郑氏则出居撷景园。徽宗迁离禁中，其宠臣“皆恸哭”，他本人“亦出涕”。[112]足见，徽宗对最高统治权何等眷恋！为了掩其对权力的眷恋之情，徽宗自我表白：“朕平生慕道，天下知之。今倦于万几”，“欲高居养道，抱子弄孙，优游自乐，不复以事物撄怀。”[113]当月二十九日，徽宗被尊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徽宗皇后郑氏被尊为道君太上皇后。
由上所述可知，钦宗的太子地位未能动摇幷最终即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深入人心的储君理当立嫡立贵的传统，有力地支持着钦宗；他本人一贯低调，乃至善于伪装；竭力拥立赵楷的王黼罢相，暗中支持钦宗的李邦彦拜相；特别是金军大举南下，徽宗惊惶失措，急于南逃。一言以蔽之，钦宗继位实属侥幸。然而皇位继承权之争只不过是徽、钦内讧的前奏而已，钦宗即位幷不标志着问题的化解，反倒意味着矛盾的深化。如果此前徽宗尚处于较为超脱的地位，表面上还只是赵桓、赵楷兄弟之争，那么此后则是徽宗、钦宗父子之间的直接碰撞。
下篇 父子反目
徽宗退位后，成为两宋历史上第一位太上皇帝。在皇帝独裁专制制度下，皇帝是天下的唯一的绝对统治者。然而在皇帝与太上皇帝幷存的特殊条件下，皇帝的终极权力如何维护，太上皇帝的权力如何定位，向来是个难于解决、易于惹出事端的问题。太上皇之称始于汉高祖刘邦之父太公，他幷非“父有天下，传之于子”，而是“子有天下，归尊于父”，因而“不预治国”。[114]唐高祖、唐玄宗退位后，虽称太上皇帝，但亦不预治国，那是由于子逼其父，父不得已。徽宗既不同于唐高祖、唐玄宗，更不同于太公，他系父有天下，传之于子，幷且毕竟还算主动退位。他在退位时，于宣和七年十月二十四日，通过三省、枢密院发布指挥，表示：“除教门事外，余幷不管。”[115]钦宗固然期盼这一允诺成为事实，然而徽宗退位后，果真能不管朝政，甘于寂寞吗？钦宗对此不免持怀疑态度。于是，此后如何处理皇帝与太上皇帝之间的权力分配问题，成为徽、钦父子争斗的焦点。
一、百官麇集淮浙
“唐睿宗始立为皇帝，复为皇嗣居东宫”，[116]当时人谈及这件历史往事。其实不用别人提醒，钦宗作为当事人，他即位后忧虑的头等大事，除了如何对付金军而外，便是如何避免重蹈覆辙，成为立了之后又被废掉的“唐睿宗第二”。徽宗南逃淮、浙，百官麇集于此，势必引起钦宗警惕。
徽宗退位后，迅疾逃往淮、浙。此前，他通过钦宗发布玉音，将择日前往亳州（治今安徽亳县）太清宫烧香。靖康元年正月初三，金军渡过黄河。当晚夜漏二鼓，徽宗连忙乘船逃走，钦宗“诏令范讷统胜捷军护从”。[117]随行人员除太上皇后、皇子、帝姬而外，还有蔡京的长子、领枢密院事、恭谢行宫使蔡攸以及宦官邓善询等。蔡京的甥婿、尚书左丞、恭谢行宫副使宇文粹中也随后赶到。而范讷原本是童贯的门客，后来仰仗童贯的权势，官至节度使。胜捷军是童贯的亲军，由西兵组成，军饷丰厚，装备精良，战斗力极强。范讷这时所统领的胜捷军，只是其小部份。可见，徽宗的左右之人仍然是标准的“六贼”党羽。
不知事前是否通报钦宗，徽宗幷不驻足亳州，而以镇江为目的地，幷且早有预谋。此前，蔡京的儿子蔡※被任命为知镇江府（治今江苏镇江），蔡攸的嫡堂妻弟宋焕添差江、淮、荆、浙等路制置发运使。由于走势太急，准备毕竟不足，徽宗南下之初，隐姓瞒名，微服而行，自称：“姓赵，居东京，已致仕，举长子自代。”[118]其旅途相当艰辛：“乘舟以行”，“以舟行为缓，则乘肩舆。又以为缓，则于岸侧得般运砖瓦船乘载。饥甚，于舟人处得炊饼一枚，分食之。”[119]其心境颇为悲凉，有前往亳州途中所写《临江仙》一词可证：
过水穿山前去也，吟诗约句千余。淮波寒重雨疏疏。烟笼滩上鹭，人买就船鱼。 古寺幽房权且住，夜深宿在僧居。梦魂惊起转嗟吁。愁牵心上虑，和泪写回书。[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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