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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州（治今江苏泗洪东南）之后，童贯、高俅带领胜捷兵、禁卫兵各三千名赶到。[121]徽宗一行声威顿盛，于当月十五日，经扬州到达镇江，驻跸府治。
钦宗已将童贯任命为东京留守，童贯“闻之，心不自安”，乃率领其胜捷军，倾巢出动，“追从龙德之驾”，[122]以致后来童贯的十大罪状中有：“不俟敕命，擅去东南；差留守，不受命。”[123]然而童贯敢于藐视钦宗，如此胆大妄为，显然得到徽宗默许。王黼在钦宗即位后，“惶骇入贺，※门以上旨不纳。”他也“不俟命，载其孥以东。”只是由于他与钦宗积怨太深，钦宗一面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籍没其家，衡州（治今湖南衡阳）安置，一面采纳吴敏、李纲的建议，由开封尹聂山暗中派遣武士，将王黼追斩于雍丘（即河南杞县）辅固村[124]。钦宗“以初即位，难于诛大臣，托言为盗所杀。”[125]高俅的东南之行，也未必报告朝廷。[126]
像童贯这样不经朝廷批准，擅自前往东南的官员为数甚多。据记载，“上皇东幸亳州，大臣权贵不闻恤国家难者，皆乞扈驾，将家属从。其余百官家属去者，侍从自尚书而下逃遁者，如张权、卫仲达、何大圭等五十六人。”[127]如工部尚书张劝“身为八座，乃求淮南干当公事而去。”于是，出现了“去朝廷者，十已三四，班缀空然，众目骇视”[128]的局面。相反，徽宗的行宫以及江南地区则百官麇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逃遁者中有蔡京与朱勔。蔡京一家的东南之行，比徽宗安排得更周密。宋焕“首除发运使，其实护送蔡京、蔡攸家属尽往东南。故京、攸一门与焕之家，中外千余人，无一在京师者。至于京、攸门下之士，弃官而逃者甚众。”蔡京甚至可以视为南逃淮、浙的带头人，“其后公卿士夫遣家出京者，十家九空。”[129]南逃途中，八十高龄的蔡京独自留居拱州（治今河南睢县），或许是由于身体健康方面的缘故。他“欲归于浙中”，[130]其目的地仍然是东南。靖康元年正月三日，钦宗降旨将朱勔放归田里，他趁机逃离开封，返回平江府（治今江苏苏州）。史称，“朱勔（欲）邀上皇幸其里第，朝廷忧之。”[131]
二、徽宗号令东南
岂止百官麇集淮、浙而已，种种迹象表明，徽宗确有在东南另立朝廷的嫌疑。于是，由来已久的徽、钦矛盾顿时激化，大有剑拔弩张之势。
徽宗及其宠臣选择东南地区作为逃窜方向，本身就值得怀疑。这固然是由于“东南之地，沃野千里，郡县千百，中都百需，悉取给焉”，是当时全国经济最发达、财富最丰厚的地区，同时也因为“（蔡）京、（朱）勔父子及童贯等党羽布满诸路”，[132]东南诸路是他们经营最久、根基最深的地区。如所周知，朱勔是其老家平江府乃至整个东南地区的地头蛇，“平江府幷二浙诸州县，自通判以上，往往尽出勔门，气焰熏灼，无所不至”，“勔家收养亡命逃军至数千人”，[133]有“东南小朝廷”之称。蔡京虽是仙游（今属福建）人，但早已以杭州为老巢。他在熙宁三年（1070）中进士后，一入仕为官，即出任钱塘（即今浙江杭州）尉。元符三年，又贬往杭州，提举洞霄宫。大观三年六月罢相后，出居杭州整整三年。宣和年间，又将其父亲蔡准安葬于杭州附近的临平山。方腊攻占杭州，“遣人发掘蔡氏父、祖坟墓，露其骇骨，加以唾骂。”[134]杭州不仅是蔡京先人坟茔所在之地，而且是其家财储藏之处。蔡京“少年鼎贵，建第钱塘，极为雄丽，全占山林江湖之绝胜。”知杭州徐铸居然公开出面“修盖蔡京私第”，幷动用公款，“出纳违法”。[135]宣和末年，蔡京又“以平日之所积，用巨舰泛汴而下，置其宅中。”[136]童贯不仅在元符末年曾主管杭州明金局，幷且在宣和二年十二月出任江、淮、荆、浙宣抚使，全权处置东南事务，负责围剿方腊。他“受富民献遗，文臣曰‘上书可采’，武臣曰‘军前有劳’，幷补官。”[137]据统计，在短短几个月之内，即封官达4700多人。出于剿抚结合、分化瓦解的战略需要，童贯曾命令其部属董耘“作手诏，称为御笔，四散”，宣布：“自今花石更不取人”，以致“人情大悦”。据说，他得知花石纲旋罢旋复，还发出过这样的感叹：“东南人家饭锅子未稳在，复作此邪？”[138]童贯有“着脚赦书”[139]之称，这不失为一个原因。所谓“人情大悦”与“着脚赦书”，实属渲染之词，但他在东南或许也多少收买到了一些人心。
更可疑的是，徽宗刚到东南不久，便通过行营使司和发运使司向东南各地接连发布了三道“圣旨”。其一，截递角：“淮南、两浙州[140]军等处传报发入京递角，幷令截住，不得放行，听侯指挥。”即不许东南各地官府向都城开封传递任何公文。其二，止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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