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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王：“杭、越两将将兵，江东路将兵，及逐州不系将兵，及土兵、弓手等，未得团结起发，听候指挥使唤，先具兵帐申奏”，“如已差发过人数，幷截留具奏。”[141]即不许东南各地驻军开赴开封勤王，徽宗截留路过镇江的三千两浙勤王兵作为卫队。其三，留粮纲：“以纲运于所在卸纳”。[142]即不许东南各地向开封运送包括粮食在内的任何物资，甚而至于“江津非给符，不渡。”[143]这三道“圣旨”都事关重大，将使朝廷不能号令东南，都城处于既缺兵又缺粮的绝境，开封政权难以维持，而东南将由朱勔的“小朝廷”跃升为徽宗的“大朝廷”。
徽宗在东南发号司令，岂止三道“圣旨”而已。他还按照其自定标准，论功行赏，“增秩赐金”，以致“行宫如市，有再任者，有进三官者，有召赴都堂审察者。恩赏僭滥，非散官之比也。”[144]“墨制纷然，专易守令，迁官赐报，略无虚日”，官员“惑于诰命幷行，而莫知有朝廷矣。”[145]徽宗江山虽改，禀性难移，依然重用宦官，让他们担负到开封刺探情报等重任。“其往来京城，踪迹诡秘，如邓珙者；传播诏书，以惑众听，如刘※者；妄议朝政，不循本分，如徐霁者；朋附道流，凶恶稔着，如董舜贤者。”[146]如果说徽宗的下诏罪己、钦宗的临危继位，曾经给人们带来一线希望，那么这时至少是“自江以南，已绝惟新之望矣。”[147]
徽宗搞情报，钦宗的情报也很灵通，他对其父亲在东南的所作所为了如指掌。如泗州刚得到行宫及发运司的前两道指挥，立即违背徽宗“圣旨”，如实上奏钦宗，幷告诫朝廷：“童贯且为变”。[148]于是，都城之中，“物议汹汹，莫不惊骇。”[149]“东南之地恐非朝廷”[150]，徽宗“将复辟于镇江”[151]之类的传说流播甚广，况且不能视为不根之语。不少士大夫忧心如焚，纷纷上书钦宗，惊呼：“自江以南，诏令将壅不行”；[152]“今日事势之急，殆有甚于北敌者”，“江浙之变，萧墙之祸，不可不虑！”[153]其实，忧虑最深者莫过于钦宗。他“自上皇东幸暴露，日夜忧思，至避殿减膳，不遑宁处，群臣士庶，莫不知之。”[154]对此，钦宗公认不讳：“朕自道君在外，我食不安！”[155]
钦宗虽然生性素来懦弱，但在权力问题上态度相当坚决，对其父亲寸步不让。如刚得到泗州上奏，他即刻与徽宗针锋相对，果断降旨，“令依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指挥”。这道指挥的内容，前面已经讲到，即徽宗“除教门事外，余幷不管。”[156]泗州立即依旨。徽宗“每见（此类）台札名敕”，分明“实及予躬”，因而“不觉流涕”。[157]徽宗既然退位，即“非天下之君”，而是“萧然休老之人。”[158]钦宗诏令全国，名正言顺。很清楚，在这场权力争夺中，徽宗今非昔比，处于被动地位。
三、东南怨声载道
徽宗及其宠臣在东南的处境，幷不像他们最初想象的那样佳妙，相反倒是愈来愈困难。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人所称：“上皇北归，乃其本志”，[159]幷无大错。
众所周知，东南地区是徽宗黑暗统治的重灾区。徽宗及其宠臣在东南虽然根基深厚，但民愤极大。童贯征方腊，“每战多杀平民”，[160]“纵为贪暴，悉斩平民，以效首级，于是平民之死于天兵者，十有五六”[161]；朱勔荼毒东南，“两浙之民畏之如虎”，[162]“东南之人欲食其肉。”[163]徽宗在扬州拟游石塔院，遭到僧人奚落：“何不取充花石纲！”他“闻之，遂罢幸。”[164]徽宗此行沿途骚扰百姓，“所至，藩篱、鶏犬，为之一空。”到达镇江之后，“缮营宫室，移植花竹，购买园池，科须百出。”镇江府上报钦宗：行宫“官兵日给六千余缗”。“以镇江行宫日给计之，月当用二十万缗。二浙之民，将见涂炭。”“民既愁怨”，两浙极有可能再度酿成民变，徽宗在东南“岂得高枕而卧耶”？[165]
徽宗的宠臣素来彼此勾心斗角，南逃之后恶习不改，仍旧相互倾轧。早在到达泗州之初，童贯便于高俅发生冲突。他“诈传上皇御笔札，付高俅，令只在本州守御浮桥，不得南来。”高俅对这道御笔深表怀疑，拟面见徽宗，“亦复艰难”。高俅所带禁卫兵欲跟随徽宗南下，“童贯遂令胜捷亲兵，挽弓射之,卫士中矢而踣，自桥坠淮者凡百余人。”“道路之人，莫不扼腕流涕。”[166]高俅只得留守泗州，控扼淮河，“于南山把隘”。[167]难怪他不久即“以疾为解，辞归京师”，[168]从此断绝了与徽宗的联系。像高俅这样回到开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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