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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无内朝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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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2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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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录》卷十之三《中书侍郎傅献简公》记载，宋仁宗时，宦官朱颖士“以内降监 ，监察御史里行傅尧俞上疏指责枢密院“不治颖士求内降罪”，实属渎职行为。依据这类记载，林 把宋代的情况概括为“宦官有过，宰相得斥之”；“宦官有过，枢府得治之”。[16]并赞叹道，宦官“有过则治，有劳则迁，或赏或罚，一听大臣。宜乎！”[17]
第三，“貂 不以典机密”。[18]这是宋代宦官的权势在汉、唐、明三代之下的关键所在。《宋史》梁师成本专称“凡御书号令皆出其手，多择善书吏习仿帝书，杂诏旨以出，外廷莫能辨”；“王黼父事之，虽蔡京父子亦谄附焉”。此事发生在宋代宦官权势最为显赫的宋徽宗时，如果说童贯握兵权算不上破例，那么梁师成“典机密”则是相当特殊的例外，何况宰相蔡京的“御笔手诏”与梁师成的“御书号令”在历史上同样颇负臭名。还应当指出，当时不是宦官独自横行，而是六贼共同当道。所谓六贼，恰好是外官三即蔡京、王黼、朱 ，内官三人即童贯、梁师成、李彦。至于其道恶，非蔡京莫属，史称他“威福在手，中外莫敢议”。蔡京、童贯之流在发迹时曾相互利用，得势之后又相互排挤。如据《宋史》童贯本传记载，观年间，宋徽宗打算授予童贯开府仪同三司，蔡京竭力反对：“使相岂应授宦官?”他“不奉诏”。另据《宋史》王黼本传记载，宣和年间，童贯带兵血腥镇压方腊起义之后，得意忘形，王黼向宋徽宗奏本：“腊之起由茶盐法也，而贯入奸言，归过陛下。”宋徽宗因此大怒。可见，“王黼父事之”云云，并完全是事实。六贼的权势因时而异，从总体上说，宦官得势，归咎于蔡京、王黼“假以重权”。他说：“比年以来，此曹气炎尤盛，皆缘蔡京、王黼辈首为乱阶，开通交结，假以重权，使相应援。”[19]从中不难看出，即使是在宋徽宗时，也很难说有什么凌驾于外朝之上的宦官内朝。
三、原因在哪里
两宋之所以大体无内朝，概括地说，其直接原因在于宋朝最高统治者从来不曾打算把宗室、后妃、外戚作为分割外朝权力的工具。宦官虽然被用来分割外朝权力，但程度有限，何况他们自身也在被防范之列，并且南宋时期比北宋时期限制更严。具体地说，则有下面两个方面的缘故。
首先，外朝大臣始终不是宋朝最高统治者防范重点。北宋初年，尽人皆知，宋太祖防范的重点不是文臣，而是武将。他在强调“宰相须用读书人”[20]的同时，又轻鄙地把他们称为“措大”。所谓“措大”者，贫寒失意的读书人之谓也，在他看来，“措大眼孔小，赐与十万贯，则塞破屋子矣。”[21]即使贪污，也很有限，对其政权的危害，远远不能同动辄黄袍加身的武将相比。宋太祖“宰相须豕读书人”的许诺，尽管当时并未完全兑现，可是此后逐渐变为实现，以致出现了“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22]的局面。宋太祖的后继者们对士大夫说了不少这类大同小异的话：“天下广大，卿等与朕共理。”[23]可见，外朝大臣岂止不是重点防范对象而已，简直成了主要依靠对象。
对于外朝大臣，宋朝最高统治者当然也要加以防范，但主要不是依靠宗室、后妃、外戚乃至宦官，而是依靠外朝大臣自身。其体防范方式，以下面两种最为常见。
一是集体负责。曾巩《隆平集》卷二《宰执》称：“宋兴以平章事为宰相，以参知政事，枢密使、副、知院、签书院事，并为执政官。”可见，宰执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集体。徐度《却扫编》卷上云：“国朝中书宰相、参知政事，多不过五员，两相则三参，三相则两参。”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也有一相三参、一相四参、三相一参、三相无参等多种状况。在两宋历史上，独宰相的时期虽有，独宰执的局面则无。宰执虽以宰相为首，但集体负责。如元 年(1086)正月，侍御史刘挚指出：“百官差除，从祖宗以来，中书门下同共进拟，所以合同众论。”宰相“进退人物，随意在手”[24]的情况不是没有，但毕竟不太容易。
二是“异论相搅”。天禧年间，王钦若出俾 宰相之后，真宗又把与王钦若派系不同、政见不同的寇准任命为宰相。有人对此表示不理解，宋真宗将个中奥妙说破：“且要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所谓“异论相搅”，就是同时起用派系不同、政见不同的大臣，以便相互牵制。熙宁年间，王安石对此颇为反感：“若朝廷人人异论相搅，即治道何由成?”可是宋神宗实际上仍然坚持这一做法，在把旧党首领富弼的女婿冯京任命为枢密副使之后，又将他先后提拔为参知政事、知枢密院事、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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