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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无内朝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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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2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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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密使，以致冯京成为了旧党在宰执集团内部的旗帜。针对这件事，李焘指出：“足明神宗于安石未始专任之。”[25]宋徽宗亲政之初，实行所谓“邪正杂用”，旧党韩忠彦、新党曾布同时担任宰相，更是典型的“异论相搅”。即使在咸淳年间，贾似道权倾中外，宰执大臣中依旧有人敢于他作对。宋度宗把程元风任命为宰相，贾似道“恐其侵权”。贾似道对宰相江万晨加以“笼络”，但江万里“微露锋颖”，[26]公然当众指责贾似道。何况按照制度，宰执大臣还受到台谏官员牵制。元 年(1086)正月，侍御史刘挚指出：“祖宗以来，执政臣僚犯公议，一有台谏论列，则未有得安其位而不去者。”[27]“未有”二字不免强调过分，然而这种情况毕竟不少。
其次，宗室、后妃、外戚乃至宦官反倒是宋朝最高统治者防范的重点。这在很大程度上导源于下面两个结果。
一是总结历史经验的结果。如北宋人石介在《徂徕集》卷十八《唐鉴序》中惊呼：“巍巍巨唐，女后乱之，奸臣坏之，宦官覆之。”并指出：“奸臣不可使专政，女后不可使预事，宦官不可使任权。”而所谓奸臣又主要是指宗室李林甫、外戚国忠。
二是汲取现实教训的结果。北宋开国之初，宋太祖打算让符彦卿“典兵”，枢密使赵普反对。宋太祖解释道：“彦卿岂能负朕耶!”赵普反问：“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宋太祖猛然醒悟，符彦卿典兵“事遂中止”。[28]符彦卿既是周世宗又是赵光义岳父，宋太祖在后周时同符彦卿在北宋时的地位相似，都具有外戚的身份。刘子健先生在《宋太宗与宋初两次篡位》一文中说得以对“宋代起于外戚姻亲夺位，从此对于戚加意防范。”[29]史称宋太祖“友爱兄弟，旷古未有”，[30]然而宋太宗据说是靠制造所谓宗室之祸上台的。果真如此，他势必对宗室加意防范，事实也确是是这样。宋太宗感到当时威胁皇位主要不再是武将，而是宗室。他不惜向至亲骨肉开刀，同时又强调“藩邸之设，止奉朝请”，[31]逐步建立起一套限制宗室权势、防止宗室室作乱的制度。
由于皇帝的亲属和亲信恰恰是其防范的重点，于是，“不以女谒进人，不以戚里废法，貂 不以典机密，舆台不得加节钺”[32]这类规章制度纷纷出台，并被称为不能轻意改动的祖宗家法。两宋之所以大体无内朝，这些所谓祖宗家法作用确实不小。如南宋人郑 就认为祖宗家法严是宋代无后妃内朝别的缘故：“本朝历世以来，未有不贤之后，盖祖宗家法最严、子孙持守最谨也。”[33]刘光祖则把这视为宋代既无外戚内朝又无宦官内朝的原因：“国家二百余年无外戚预政之祸，亦由制之得其道故也。……祖宗之良法美意，所以杜中常侍用事之渐也。”[34]
同时也应当看到，和历代封建帝王一样，宋朝最高统治者往往立法违法，上述规章制度弹性较大。如大观三年(1109)四月，郑居中升任知枢密院事，有人上章提出异议，理由是“外戚不宜在政地”，宋徽宗固执己见，“还其章而谕所以用居中之意”。[35]只是由于士大夫与皇亲国戚是两个不同的利益群体，他们竭力维护上述规章制度，才使这些规章制度的弹性大大减小。皇帝违反上述规章制度，士大夫常常上疏反对：“天下之法，当与天下共之，有司守之以死。虽天子不得而私也，而后天下之大公立。”[36]皇帝偏袒皇亲国戚，士夫夫难免抗议：“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非陛下所有也。”[37]甚至宣称：“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天下!”[38]
对于这批敢于坚持制度的士大夫在防止内朝形成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南宋学者黄震给予充分的肯定：“国有社稷臣，行法自贵近始，天上事尚有何不可为者?”[39]士大夫简直可以称为皇亲国戚的克星。至于他们何以如此胆大气粗，主要则应归于当时的国体是以士大夫阶层为主体的封建地主阶级专政，用北宋中期元老重臣文彦博的话来说，即皇帝“与士大夫为治”。[40]两宋大体无内朝更深一层的原因正在于此。
四、意味着什么
“臣僚迁擢，多至尊官；皇族丝联，未登显位。”[41]北宋人刘随的这句话如实地反映了宋代士大夫深受重用，皇帝的亲属、亲信反而受到种种限制，以致大体无内朝。面对这一局面，某些宗室子弟不免牢骚满腹：“异姓反优于同姓，天子之子孙反不若公卿大夫之子孙。”[42]他们牢骚如此之盛，无非是认为这不符合家天下统治原则。在士大夫当中，对此表示惋惜者毕竟较少，如北宋大臣范镇叹息：“祖宗后裔，岂无贤才?而一概废而不用，深可惜也。”[43]对此大加称颂者为数甚多，如南宋学问家吕祖谦说：“宋朝之待宗室、戚属，其以大公之道守天下乎?虽三代未有及此!”在他看来，两宋大体夫内朝意味着“大公之道”，赵宋五朝似乎并非赵家天下。此说之不妥，显而易见。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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