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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惠东地区的海洋社会经济生活及其变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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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2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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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特质，投射到他们的社会生活中，就导致这里的人们比较注重大家庭与结拜兄弟（俗称"做堆"）的社会组织形式。有许多家庭"至老不分灶"。（注：《崇武所城志》，第43页）所以，在明代，惠东大家庭数量较多，嘉靖《惠安县志》卷一三"人物"记载明代晚期惠东小ｚｕò＠①那里"族姓尚多，有五世同居者"，"男女业作，皆归于公，家长掌之。无私蓄，无私馔……古朴之风，至今不替"。正是这种父权制大家庭的生动写照。此外，明代以后，惠东男子"做堆"盛行，这不论城内与城外都一个样。
概言之，惠东的环境使军户与民户都需以渔业来补农业的不足，以适应这块不适农耕的环境。而建城这样的历史事件，又形成了惠东人或从军或做工匠的特点。这些工作需要的是小规模的合作，而不像满足农耕需要的水利工程需要大规模的合作。这种生产关系的特点，投射到社会生活中，就形成当地人较重视大家庭和结拜兄弟，同时也较重视与自我关系较近的祖厅组织，而不太注重可从事较大规模协作的宗族组织整体。换言之，这种现象是由环境与人们的生产技术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的。
四、明代晚期以后，惠东地区的生计方式改变
到明代晚期，惠东的人口与村落密度已大为增加，据万历元年写成的《惠安政书》记载，当时的溪底埔（今崇武镇）已有崇武、大ｚｕò＠①、峰上、山前、庄ｃｕò＠②、下山柄、前ǎｎ＠⑤、港边、西埔、西粱、后溪底、官住12个村落。有的村落如大柞当时就有"食指千余"。（注：《惠安政书》，第256-257页。）这种"地不加广，而生齿颇烦"的现象，表明人口与村落密度的增加，已同农耕资源匮乏的环境产生严重矛盾。在这"地斥卤无田可耕"的地方，人们无法用多开垦土地的"扩张"方式来提高收益，解决人口压力问题，因而，迫使人们采取改变生计方式的"强化"手段，来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以解决环境限制与日益增加的人口压力的矛盾。这种变化大约是从明代晚期开始。明代嘉靖二十一年开始编撰的《崇武所城志》揭露了这一变化。
在农业方面，"昔也，陆利在ｍóｕ＠⑥麦，今也，利在朱薯"。（注：《崇武所城志》，第41-42页。）这个变化确切讲应在万历以后，因为万历二十二年(1598)番薯才从吕宋传入我国。换言之，在农业方面，万历以后发生了番薯代替大小麦成为惠东人主食的变化。番薯是耐旱的高产作物，它在惠东的引进，是在人口压力下实现的，因它着实解决了这个地区人们部分生存、生活问题。也因此，后来惠安县成了有名的"地瓜县"。
在渔业方面，也发生一些变化，"昔也，海利在浮＠④，今也，利在纶带"。（注：《崇武所城志》，第42页。）也就是说，在明初，惠东渔业以"浮＠④"作业为主，而在嘉靖以后则以"纶带"为主。所谓"浮＠④"就是现今的流刺网，几十片网连成在一起，用浮子与沉子，使网竖直地漂于海中。大约3-6月在乌丘屿捕马鲛；3-5月在崇武近海、乌丘屿附近捕鲨鱼；4-5月下旬在崇武近海捕鲳鱼。明代嘉靖以后，因人口压力，政府盘剥，"课米日浮，县差催督日烦，竭泽而渔，人甚苦之"。所以采取多种经营，除用流刺网外，也开始"纶带"。另外，在海滩上有拖网，在礁盘上有讨小海，竭尽全力向大海索取，以增加收入，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
古书中的"纶"，也称"绲"，即延绳钓，其由干绳与支绳、钓料及鱼钩构成。"纶"即干绳，一般长500多米，上隔3米连一支绳，下系钩。一条纶有120-130门钩，构成一篮。"纶带"为母子船作业，一条母船背2-4只舢舨，母船配备11人，子船配4人：头前1、肚仔2、橹手1。（注：陈国强、石奕龙主编《崇武大ｚｕò＠①村调查》，福建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06-108页。）带鱼是暖温性集群洄游鱼类，一般栖于海水中下层。喜弱光，白天沉至深处，清晨和黄昏上浮表层。带鱼群体大，沿着暖流和沿岸水之间的混合水区呈带状分布，并作南北往返的季节性洄游。每年秋末冬初，冷空气南下，水温下降，鱼群由北往南，没30-60米等深线进行越冬洄游。11月中旬至翌年1月中旬分批进入闽东、闽中渔场，12月中旬至翌年2月上旬进入闽南渔场，形成各地冬带鱼汛。（注：《福建海洋经济鱼类》，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第113-114页。）根据带鱼的这个特点，惠东人最初开始"纶带"应在农历2月后于闽南渔场从事。因为他们过去习惯在家门口的捕鱼。所以改变作业方式自然应先在自家门口开始。由于带鱼集群洄游，渔期长，捕获容易，产量大，有利可图，所以慢慢也形成农历10月左右就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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