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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江右商研究（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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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3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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淦荷蒲谢氏、周氏、朱氏、吴氏，七琴邓氏、桃溪邹氏等姓，撰修族谱都在十次以上。关于族田义庄，道光《瑞金县志》记载当地的情况是：“瑞邑每姓必建立祠堂，以安先祖。每祠必公置产业，以供祭祀。”[11]这里的“公置产业”，主要就是族田及用于借贷的本金。其租金及子息除用于四时祭祀外，有赢余则惠及族中之鳏寡孤独、戮力科举及治生无力者。另外，从抚州、吉安、南昌、临江、建昌、饶州等府的一些家族的情况来看，尽管建祠修谱、增置族田并不一定全系商人资助捐创，但如果没有商人的投资，资金来源即成问题。
江西自两宋至明前期，“习举业”者之众、科甲之鼎盛为世瞩目。明正统、景泰时泰和籍大学士陈循曾不无自得地声称：“江西及浙江、福建等处，自昔四民之中，其为士者有人，而臣江西颇多。江西诸府而臣吉安府又犹盛”[12]。这种现象的出现与江西商人对办学鼎力资助是分不开的。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各种社会公益事业诸如救灾赈荒、修桥筑路等均得依靠社会力量，在这方面，商人首当其冲，成为集资的对象。从有关商人的资料中，常常会有这样一个矛盾现象：在大臣的奏疏、皇帝的诏谕以及各种国史、正史中，对商人的评价一般是贬多于褒。言及商人，多冠以“奸”字。而在地方史志、文集别传及家传谱牒中，商人多列入“耆善”、“懿行”、“孝友”、“善士”传。这一矛盾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政府谓之“奸”，既是受传统观念和政策的影响，也因许多商人的唯利是图、对抗国家税收政策，并对小农经济及社会秩序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力。而地方谓之“善”，则是因为地方公益事业多赖商人投资赞襄。就商人自身来说，也有一种因现实而导致的近于本能的认识：国家的征税，尤其是各级官吏的无名索取，完全是敲骨吸髓的摊派和苛剥；而对地方公益事业投资，则是“行善”，或可为来生和后世积阴德。
社会公益投资，在一些富裕的江西商人的总投资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据同治《抚州府志》所载，临川商人陈文楷的社会公益性投资有以下诸项：一、嘉庆五年创“与人社”于重庆、汉口、吴城，拯溺掩骸，费金二千。二、远贾滇黔期间，“夏施汤药，冬施棉花，访急难困苦者援之；值岁余，袖白金分贻孤寡、炊烟不举者”。三、道光元年，设“少怀堂”、“育婴堂”等于南昌、金溪县城，欲挽江西溺女薄俗，费金一万八千。四、嘉庆二十五年，运川米万余石平粜，救济江西饥荒，折亏六千金。以上四项中，仅有数字可考者便有白银近三万两。不仅如此，陈文楷还专程往西北地区推广自己创立的“接泉洒润法”。该法“以机斛水，力省功倍”，并绘制图式散于各村[13]。说明他已经不仅仅限于赈灾救荒，而是试图帮助干旱的西北地区寻求缓解旱情、增产增收的长久性有效措施。
当然，江西商人的社会性投资也并非完全出于自愿。如广丰程俊扬，县志记载：道光十三年，县城倾圯，“请于官，倡捐千金，身守监督。至修谱系、造庙宇、济人穷困、全人伉俪、修桥路、施棺药，则更难以枚举”。至晚年，已是“囊无余赀”，犹“孳孳为善之忧，未尝少懈”[14]。虽说是“重义轻财”，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迫不得已，可说是一位被榨干了的商人。
三、产业性投资。商业利润流向产业，转化为产业资本，这是明清时期商业资本流向的新趋势。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形式多种多样。从江西商人的有关资料来看，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主要表现为两种方式，一是直接投资于矿冶业，从事铜、铁等的冶炼和经营；二是收买农户或手工业者的原料或半成品，自行设场加工，生产商品。
关于矿冶业的经营，《皇明条法事纂》载：
江西人民将带绢尺、火药等件，指以课命，前来易卖铜铁，在彼取妻生子。费用尽绝，纠合西川粮大、云南逃军，潜入生拗西番帖帖山投番，取集八百余人，称呼“天哥”，擅立官听、编造木牌，煎销银矿，偷盗牛马宰杀。[15]
近人丁文江《奉新宋长庚先生传》云：
明政不纲，学风荒陋，贤士大夫在朝者以激烈迂远为忠鲠，在野者以性理道学为高尚，空疏顽固，君子病焉。迨乎晚季，物极而反，先觉之士舍末求本、弃虚务实，风气一变，实开清初诸大儒之先声。先生生于豫章，广信之铜，景德之瓷，悉在户庭。滇南、黔湘冶金采矿之业，又皆操于先生乡人之手，《天工开物》之作，非偶然也。[16]
滇南、黔湘冶金采矿之业，皆操江西商人之手，可见江西商人的投资矿业已成风气。前述金溪商人陈文楷曾贾四川，后“由巴入黔，开场冶铁于桐梓、綦江间”，积赀颇厚[17]。又如新城饶大俊贾福建，大富，于沙县设场开矿冶铁[18]。江西本省铁矿主要产于兴国、长宁、上犹三县，本地商人多投资开采。如乾隆中，长宁商人严永盛和钟常丰各自经营冶铁工场四座，足见其资金雄厚。嘉庆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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