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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江右商研究(下)

时间:2009-7-24 13:51:37  来源:不详
中原的主力虽从南京出发,军需给养却有相当多依赖于江西。而且,北伐偏师也是从江西、湖广进军河南、陕西、四川的。于是奇迹出现了:随着明军的推进,开始了江西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向外移民。浩浩荡荡的江右商大军便在这个时期形成并迅速流向全国各地,占领了广阔的市场。而江西商人经营的商品,又多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如粮食、布匹、木材、纸张、瓷器等,适合经受战争劫难地区的需要。
与此同时,由于倭寇的骚扰、葡萄牙等西方国家商人的东来,以及统治者希望建立一个稳固不变的社会政治秩序和经济结构,因而明政府实行了长时期的海禁。接待外国使者及管理朝贡贸易的市舶司也由元朝的七个减为宁波、泉州、广州三个。而且规定,宁波市舶司只许接待日本使者,泉州市舶司只能接待琉球(今日本冲绳)使者,同时限定了进贡的周期、贡船及随行人员的数量,只允许广州市舶司接待东南亚及印度洋(以及此后的欧洲)地区的商人。从官方贸易而言,实际上是广州一口通商。这一政策后来为清朝统治者所继承。这样一来,不仅南北贸易,而且对外贸易也主要依靠运河──长江──赣江──北江这一水上通道。这条通道全长三千多公里,流经北直隶(今北京、天津二市及河北省)、山东、南直隶(今江苏、安徽二省)、江西、广东五区,而在江西境内则占三分之一。虽然海上的走私活动从来没有真正被禁绝,但一直到鸦片战争以前,官方的一口通商格局并无大的变化。这使得江西在国内、国际贸易中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为江西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江西商人的活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在这种形势下,江西商人向西、向北、向西北、向西南、向南、向东,全方位撒开,成为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但到明后期及清代,随着北方各地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各地商人的崛起,江西商人资本分散、竞争力较差的弱点也逐渐暴露出来;而江西籍官员数量的减少及退出中央决策圈,也使得江西商人的活动缺乏政治权力的保护[1]。在这种形势下,一些本由江西商人垄断或控制的行业和市场,不得不开始让位于徽商、晋商、陕商、闽粤商、两浙商等其他地域性商帮。例如,明前期在河南活动的主要是江西商人。明天顺、成化时李贤说,“四方之贾人归焉,西江来者尤众”。到清乾隆初,河南巡抚雅尔图则奏称:“豫省每有山西等处民人及本省富户,专以放债为事。”[2]说明这此时的河南,山西及本地商人的势力已超出了江西商人。在江西商人最为集中的云南,明末是“抚(州)人居十五六”[3]。而至清代,则已是“楚居其七”,而江右仅“居其三”[4]。虽然在“楚”商中有大量的江右商后裔,但毕竟已不是江右商而是楚商。又如江西本地产茶,明代主要由江右商经销,而至明末清初,浮梁茶已由徽商垄断;清后期,武夷茶则操纵在晋商之手。赣南各府县颇多苎麻,农户资以为生,而其贸易获利亦多让于福建等地商人:“赣州各邑皆业苎,闽贾于二月时放苎钱,夏秋收苎,归而造布。”[5]从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因国内政治经济大格局的变化,江西商人在活跃了五百年之后,最终走向衰落,如果分析其原因,大致有以下数端。
一是战乱。
江西自唐末五代至两宋,社会经济得以发展,很大程度是因为北方战乱而导致的人口南迁。在两宋之际的宋金战争、南宋末年的宋元战争、元明之际的红巾军大起义、明清之际的农民大起义和清军入主中原及平定南方的战争、清初的三藩之乱等大规模战乱中,江淮、江汉、西南、中原乃至江南的部分地区,都一次或数次卷入战祸,江西则受害较小,社会财富及生产条件没有遭受大的破坏。但在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及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江西却两次经历了长时期的战火蹂躏,人口锐减,山林焚毁,江西商人赖以生存的主要商品如茶叶、纸张、木材等的生产受到严重破坏,景德镇的瓷业也一度陷于停产。
与此同时,商业资本在战争中也遭到毁灭性掠夺和打击。曾国藩不仅以江西、安徽作为扼制、反击太平军的基地,更以江西为军费的筹集地。五年之间,通过厘金及其他手段,在江西征得白银八百四十万两,占湘军全部军费的一半以上,接近清政府在嘉庆年间为镇压白莲教起义而在两淮盐商中征取的全部“捐输报效银”。这个数字对于素称富有的两淮盐商也难以承受,何况以小本经营为特色的江西商人。
二是交通格局的变化。
从北宋到清前期,运河──长江──赣江──北江一直是国内主要的南北通道,它对于促进江西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到清中期,长期以来对山林的超量砍伐及开山造田所造成的后果开始明显,水土流失严重,赣江水运发生困难。几乎与此同时,运河的淮河──黄河段因黄河泛滥及改道而淤塞,南北水道被拦腰截断。尤其是京汉、粤汉铁路修通后,南北运道改走两湖、河南,江西成了陆运和海运的盲区。虽然后来有浙赣线,也只是在赣北穿境而过,整个赣中、赣南特别是构成江右商主体的吉安、抚州、建昌三府,因远离交通线,物质流通艰难,过境贸易也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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