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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江右商研究（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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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3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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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少。
由于交通格局的变化，从外部渗入的新思潮、新风尚也绕过江西，或沿广东、湖南、湖北，或沿上海、江苏、安徽，向中原挺进和扩散。这此新思潮、新风尚在扩散过程中，又不断地被抵制、被削弱、被改造，然后再反射到江西，致使江西在观念的更新上，不仅落后于沿海，也落后于中原和南北交通线上的湖南、湖北、安徽等地。
三是经济格局的变化。
鸦片战争以后，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成为通商口岸，此后，北方的天津、营口、烟台，南方的汉口、九江、南京、镇江、汕头、琼州、宜昌、芜湖、温州、北海、重庆、沙市、苏州、杭州，台湾的淡水、台南，新疆的喀什等处也纷纷成为商埠，外国资本开始渗入沿海、沿江及内地。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天津等地开始兴办近代私人企业。马关条约后，辽东、山东、云南、广西等地相继被纳入外国资本的势力范围，近代民族资本也开始生长。
在这一形势下，江西虽然也有九江一个口岸对外通商，但在南浔铁路修通之前，九江更多地是与沿江的汉口、芜湖连为一线，与江西内地的联系反倒薄弱。以明时九江钞关为例，它主要只能对长江江面往来的商船收税，在没有设置湖口分司时，管不到出入湖口下行的商船。即使南浔铁路开通之后，也只有赣北地区才与九江联系较为密切。
二十世纪初开始，九江、南昌也先后出现了一些近代企业，但无论从速度还是规模看，不仅落后于东南沿海各省，也落后于湖南、湖北等内地邻省。除了夏布、瓷器等极少数手工业品仍有一定的市场外，江西一度居领先地位的传统手工业品已无法与洋货及沿海地区的工业品竞争。
四是江西商人自身的弱点及传统观念的束缚。
江西商人虽然有人数多、操业广、渗透力强等优势，但存在着以商脱贫、资本分散、小本经营等先天不足。在政治权力与商业资本关系密切的中国古代社会，缺乏特权为依托的江西商人更难与徽商、晋商相抗衡。长时期以个体经营为主要方式，使得本来就分散的资本难以集中。而观念上的束缚，更成为江西商业资本积累的重大障碍。
鼎盛的科举文化，曾给江西带来过许多个世纪的骄傲，但也使江西重功名、轻工商的观念根深蒂固。小有积累的江西商人一旦摆脱贫困，便将资金投放在后人的举业之上，希望子孙进入仕途，光宗耀祖。或者花数百上千两银子为自己及子弟捐个空头官衔，以改变在家族及社会中的地位。截至太平天国起义之前的清代，资本并非雄厚的江西，以捐钱为手段而获得的国子监监生的名额，竟居全国的首位。文章节义为江西人的传统美德，但这种“美德”主要是受到正统儒家思想的薰染，它有利于农业社会的巩固，却不利于商业社会的形成。背上这种包袱，使江西商人远不如闽商、粤商、晋商、浙商那样潇洒轻松。
尤其遗憾的是，即使在明前期江西商人独领风骚、明中后期及清前期江右商与徽商晋商三足鼎立之时，江西商人也没有在江西本土营造出一个象广州、汉口、南京、上海、杭州、苏州那样的大都市或消费中心，因而无法刺激消费水平的提高，也无法吸引外来的消费者而积累资金。同时，在江西本土也没有形成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市镇网络，整个商业活动始终停留在以商补农、以商脱贫的低层次上。
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江右商的活动既是明清经济史的重要内容，也对明清时期江西社会经济和全国经济格局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一方面，大量的人口外出经商，缓解了江西长期以来形成的人口对土地的压力，也改善了许多家庭的生活状况。由于江西商人多以本地的土特产品为依托，故而也刺激了江西本土农副产品的商品化及手工业的发展。而大批的江西商人涌向湖广、四川、贵州、云南及全国其他地区，对于北京、南京等大都市的繁荣，对于西南及其他落后地区的开发，均起了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江西商人资金的回归，又起到了以商养农的作用，巩固了江西的小农经济结构；江西商人对建祠修谱、增置族产、兴建义学等方面的投资，则强化了江西的家族观念和宗族势力。从江西商人的整个活动看，则基本上没有跳出传统商品经济的范畴，也看不出有向近代资本转化的迹象。
(本文的主要内容曾以《明清江右商的社会构成与经营方式》和《明清江右商的经营观念与投资方向》为题，分别发表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一期和《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四期)
[1] 关于这一问题，参见拙稿《江西士大夫与明代政治》，载《江西历史名人研究》。
[2] 《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三，乾隆五年三月。
[3] 王士性《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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