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2年10月中国造船工程学会首届代表大会上，周世德发表了《中国沙船考略》⑸，指出：“历史上，我国出使外国的船都选用当时当地最大的船。至郑和七下西洋，其规模之大，足迹之广，都超越前代，而当时的社会条件也提供了可能性，因而能达到空前的规模，用特别巨大的船只，长44丈，合150．5米。”与文献[4]有所不同的是，同一作者在文献[5]中，“按照江苏省外海沙船比例计算”，“颇疑船宽记载有讹舛之处”。广十八丈颇疑系“广于八丈”之误。

    在1980年10月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成立大会上，杨宗英宣读了论文《略论郑和下西洋的宝船尺度》“⑹，在分析了史料常有失实，船舶尺度受生产力发展的制约以及受强度的限制等各点之后，提出：“明史上记载的宝船，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若将其宽作为长，将长度的单位丈改为尺，而改为四丈四广，十八丈长，则与一般法式估算的尺度就相当接近了。”

    上述文献[5]及[6]，对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估计是不同的，但都从宝船属于沙船船型出发，颇疑明史记载的数值有误，于是才有改变宽度⑸和改变长与宽的数值⑹之议。我们认为，史料记载有误乃在所难免，至于《明史·郑和传》⑵对宝船尺度的记载是否有误，前述两文献的分析恐难使人信服。

    郑和七下西洋乃明初盛事，档案资料虽被毁，但仍有随行人员的纪行著作传世，可作参考。马欢曾于第四、第六、第七次三次随行，其《瀛涯胜览》撰于明永乐十四年(1416年)。费信曾于第三、第四、第五、第七次四度随行，所著《星槎胜览》成书于明正统元年(1436年)。巩珍曾于第七次随行，所著《西洋番国志》成书于明宣德九年(1434年)。《明史》定稿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刊行于乾隆四年(1739年)，明史引用下西洋当事人的第一手资料为依据，当为顺理成章之事。此外还有明末顾起元*(1565—1628年)所著《客座赘语》，对宝船也有记述。罗懋登著《三宝太监下西洋记》，成书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虽为文学著作，但古今学者均普遍认为对考订郑和宝船有学术价值。现将有关记载摘录如下。

    明钞说集本《瀛涯胜览》卷首记载：“宝船六十三号，大者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中者长三十七丈，阔一十五丈。”[7，8]

    顾起元《客座赘语》记载：“宝船共六十三号，大船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中船长三十七丈，阔一十五丈。”⑺

    《郑和家谱》记载：“拔舡六十三号，大船长四十四丈，阔一十八丈；中船长三十七丈，阔十五丈。”⑺

    巩珍《西洋番国志》则有：“其所乘宝舟，体势巍然，巨无与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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