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篷帆锚舵,非二三百人莫能举动。”⑺
周世德在前述[5]中曾指出:“罗懋登《西洋记》称,宝船九桅,马船八桅,粮船七桅,座船六桅,战船五桅,作者认为所述似乎可信。”上记五种船型取自《西洋记》第十五回⑺,今更将五种船型的长、阔尺度及其比值也一并列出,则如表1所示。
分析上述各文献的记载可知,《明史·郑和传》所记船舶尺度,是只举其大船而略去了中小船舶,在长度上更略去了四尺。正如研究郑和的著名学者郑鹤声所论:“《明史》所记长四十四丈阔十八丈之大船,即为《西洋记》中之宝船,……《家谱》又有长三十七丈阔十五丈之中船,即《西洋记》中之马船也。《明史》只载宝船,盖举其大者耳。”⑼
郑和随行人员马欢、费信、巩珍的著作,在世界上也颇有影响。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et)教授于1933年将《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以及黄省曾的《西洋朝贡典录》(成书于明正德十五年,即1520年)考订注释后用法文出版,书名为《中国在十五世纪的伟大航行》。两年后,即1935年,著名海外交通史学者冯承钧将该书译成中文,译名为《郑和下西洋考》⑽。该书为“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句加了注释曰:“此种海舶奇大,可参考格仑威尔德书一六八页。总之每舟平均载四百五十人,其舟显然甚大,关于中世纪中国之大船者,可参考玉耳·戈尔迭(Yule Cordier)之马可·波罗(Marco Polo)书,第二册二五三页,又契丹(Cathay)纪程,第五册二五页。伊本·拔图塔(Ibn Battutah)以为中国之大海舶可容一千人,内水手六百,士卒四百。”
元时来我国的意大利杰出旅行家马可·波罗⑾和摩洛哥大游历家伊本.拔图塔⑿的著述,应当说是有参考价值的。郑和众随行人员的行纪与他们的著述可谓一脉相承。文献[6]以为《明史·郑和传》中的宝船尺度是引自明人“说集”的《瀛涯胜览序》,因而不足为据之说,看来值得商榷。
综合所引各文献中大船、中船的尺度以及表1中的五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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