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二年正月癸亥,将遣使西洋诸国,命福建造海船五艘”的记载。由此可见,福建这个宋元以来的造船中心,在建造郑和宝船的活动中是有重要地位的。
如果考察郑和出使的航线和基地港,则可知与福建更有密切关系。元明时期的海运,特别是向北京、辽东一线,多由太仓起运,太仓作为基地港具有重要作用,但对于郑和的出使西洋,太仓的重要性则有所变化。据明.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自序》:郑和“总率巨腙百艘,发自福州五虎门。”据费信的《星槎胜览》⑻和马欢的《瀛涯胜览》⒄:永乐七年(1407年)第三次出使,是九月自太仓刘家港开船,十月到福建长乐太平港停泊,十二月于福建五虎门开洋;永乐十一年(1413年)第四次出使,是自福建福州府长乐县五虎门开船。
第五次奉使的日期,据《郑和航海图考》⒅,是在永乐十四年(1416年)十二月丁卯;据《郑和遗事汇编》⒆,也是在永乐十四年十二月十日。然而,翌年(即永乐十五年,1417年)五月十六日,郑和却在泉州郊外灵山的“伊斯兰教圣墓”行香并有刻石为记。*合理的解释是,郑和一行是在永乐十四年冬由江苏出发,在福建长乐和泉州一带集中修整待发近一年之久。事实上福建长乐已成为基地港。当时造船技术先进的福建,又处在下西洋的开洋港,较多地承担宝船的建造任务,当在情理之中。宋代徐兢在报告他出使高丽之行时记有:“旧例每因朝廷遣使,先期委福建、两浙监司顾募客舟。”⒇从表2所列的各造船地点看来,明代仍是援引旧例。
据康熙《崇明县志》:“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八月,诏下西洋诸船悉停止。船大难进浏河,复泊崇明。”[21]由此可见,尽管浏河北岸的太仓,是造船基地之一,也有可能为郑和船队建造过船舶,但是郑和的大型宝船却肯定不是在浏河北岸的太仓建造的。
根据《明史》等一系列文献,宝船尺度特大而长宽比又特小,只有2.466,这一特点与福船是一致的,而与沙船则有很大的差别。考虑到福建、浙江沿海宋元以来的造船业较为发达的事实,再结合着船队是驶向南洋以及经印度洋去波斯湾和非洲东海岸广深海域这一事实,宝船的船型当然会选择适于深海航行的尖底、深吃水、长宽比小但却非常瘦削的船型。这种优秀船型非福船莫属。福船综合考虑了结构强度、稳性、快速性、适航性以及加工工艺等多种性能要求。拙文⒁及文献[4]中均有所分析,兹不赘述。
四、郑和宝船的出现合于事物的发展规律
我国是造船和航海古国。早在公元前的秦汉时期就出现了中国造船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汉代的航海家已远达印度和锡兰”[22],“汉武帝在位时(公元前140一前87年)中国与东南亚和南亚各国已经双方展开外交活动和经济文化交流了"[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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