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正统二年(1437)分拨，本折秋粮，成化八年(1472)又将徽州府小麦改征折色[27]。

    由上可见，辽东、大同、宁夏三镇从正德年(1506—1521)已改征折色，蓟州从嘉靖年(1522—1566)本折，宣府从万历年间(1573—1620)改征折色，山西镇从正德年(1506—1521)始本折相兼，甘肃镇从成化年(1465—1487)已有折色。不过折色与否，开始并不是绝对的。当边镇出现不具备用折纳银货作为支付手段在当地购买粮食时，民运粮折银就无法实行，仍然实行民运本色。例如延绥镇从正德十年(1515)已开始推行折色，但是到隆庆二年(1568)尽复本色，其原因就在于此。尽管如此，从明中叶以来，民运粮折色已是大势所趋了。开中制的解体，从永乐年(1403—1424)已经开始。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一是由于政府屡增纳粮数量，使商人望而生畏，不愿纳米开中。例如：开中古北口，宣德八年(1433)淮盐每大引纳米5斗，景泰元年(1450)增至一石二斗，增长20％；开中广宁，宣德二年(1427)淮盐每大引纳米3斗，正统三年(1438)增至7斗，增加233％；开中独石，宣德十年(1435)淮盐每大引纳米九斗，正统八年(1443)增至1石2斗，增长133％；开中甘肃，宣德十年(1435)浙盐每引纳米3斗，正统七年(1442)增至1石，增长333％。

    二是明政府任意增发盐引，在食盐销售市场不能扩大的情况下造成盐引壅积。当时“商人有自永乐中侯支盐，祖孙相代不得者”[28]。

    三是盐官失政，边盐壅滞。延绥巡抚涂宗浚说：“商人苦称边盐不通，引积不用，其情甚苦，其词甚哀，细询其故，盖缘江南盐官失政，恣肆渔猎，弊窦多端。如边盐每引每包重止五百五十斤，例也。而彼盐每引每包重至二千五百斤。人情孰不欲利，谁肯舍多而就少乎，是彼得利四倍，而边盐利少，无人承买”[29]。

    四是权贵包办使开中商人受到排挤。明初开中规定仅限商民，四品以上官僚子弟家人不得参加。永乐时，官吏军民开中京卫，结果“勋贵武臣多令子弟家人行商中盐，为官民害”。[30]

    五是私贩之风日盛。明初私盐并不严重，景泰始渐炽。景泰二年户部奏称：“比者召商中盐，应者绝少，盖因私盐多而官盐阻滞”[31]万历《陕西通志》卷8盐法载：“人得私贩，官盐沮坏，客商少中，无以济边用之急”。

    在这种情况下，开中纳粮已收不到应有效果。弘治五年(1492)户部尚书叶淇变法，把开中纳粮改为纳银，即商人不必再纳粮到边换取盐引，改为纳银换引。同时，叶淇还提高了盐引值。大致明初开中每小引纳米2斗5升，值银2钱多，而叶淇则“请召商纳银运司，类解太仓，分给各边，每引输银三四钱有差，视国初中米直加倍”[32]。随着开中纳银制的推行，开中纳粮制和随开中而起的商屯制也就被淘汰了。

    开中纳银是为了增加国库收入，但边饷随着屯田制和开中纳粮制的解体，使明政府不得不增加从国库拿出银两到边的数额，也就是增加京运年例银。据《明史·食货志》载：“京运始自正统中，后粮、盐粮多废，而京运日益矣。……兵愈多，坐食愈众，而年例亦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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