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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垦殖政策与棚民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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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4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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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嘉庆汉阴厅志》卷九）”。
紫阳山区：“乾隆末年尽已开垦（《光绪紫阳县志》卷一）”。
整个陕南则是：“山地为川楚客民开垦殆尽（卢坤《秦疆治略》）”。
新开垦的都是坡度很高的山沟地带，只适于种植生长力强的玉米，于是各地记载说：
漫山遍野皆种包谷（《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
乾隆三十年……其后川楚人多，遍山漫谷皆包谷矣（《道光石泉县志》）。
南山岳岗叠嶂，已往居民尚少，近数十年，川广游民沓来纷至。……该民租山垦地，播种包谷（《秦疆治略》）。
江楚民……熙熙攘攘，皆为苞谷而来也（《乾隆洵阳县志》卷十一）。
南巴老林是开垦的对象，也是木材采伐及木材加工区。不幸木材采伐的方式也是极具破坏力，只伐不植。垦种包谷与木材采伐共同加速了此一地区的生态环境之恶化。
（三）两湖地区：湖南境内多山，而湖北荆襄地区又原是位于蜀、陕、鄂三省交界的南巴老林之一部分，于是两省在乾隆中叶便成为流民垦殖的对象地区。据郭松义统计，至道光年间已有42处府州县有种植玉米之记载。嘉庆二十五年（1820）卓秉恬奏报称：
据称，由陕西之略阳、凤县，东经宝鸡等县。至湖北之郧西，中间高山深谷，统称之南山老林。由陕西之宁羌、褒城，东经四川之南江等县、陕西之紫阳等县，至湖北之竹山等县，中间高山深谷，统称之巴山老林。老林之中，地方辽阔……客民给钱数串，即可租种数沟数岭。江、广、黔、楚、川、陕之无业者，侨寓其中，以数百万计，垦种荒地，架屋数椽，即可栖身，谓之棚民〔8〕。
湖北山区除开荒以外，也大量采伐林木，有木厂及炭厂无数，一厂多者数百人，少者也数十人。“藉烧炭、贩炭为生者数千人〔9〕”。此外，湘鄂西山区，湘南山区，湘赣边界山区，到处都有流民垦殖的足迹，各方志均有记载。例如湘鄂西山区：“附近川黔两楚民人，或贪其土旷粮轻，携资置产；或藉以开山力作，搭厂垦荒，逐队成群，前后接踵〔10〕”。又有记载说：“楚蜀游民在彼开山伐菁，垦辟土地者日集日众〔11〕”。垦殖者所种的绝大多数也是玉米。
包谷最耐旱，近时南漳、谷城、均山山地多产之（《乾隆襄阳府志》）。
土人多开山种植包谷（《同治宜昌府志》卷十一）。
坡陀硗确之处皆种包谷（《道光鹤峰州志》卷六）。
山农恃为命，家家种植（《同治房山志》卷十一）。
玉蜀黍俗名玉米，亦名包谷……此种近时楚中遍艺之，凡土司新辟者，省民率挈拿入居，垦山为陇，列植相望（《乾隆沅州府志》）。
今辰州旧邑新厅，居民相率垦山为陇，争种之以代米（《乾隆辰州府志》）。
山土只种包粟（《嘉庆浏阳县志》）。
窃湖南一省，半山半水，……至於深山穷谷，地气较迟，全赖包谷（陶澍《陶文毅公全集》卷九）。
两湖地区，不但多山，也多水，有为数众多的大小湖泊，于是在沿湖地区围湖造田，也成为农民们增垦农田的方式之一。以洞庭湖为例，清初康、雍、乾三朝政府对围湖造田积极鼓励，地方政府也“赏助米粮人工之费”，甚至拨公款修助官垸，在湖滨造田，并招徕四方移民，令其垦种，并免其升科〔12〕。不久，官民发现围湖造田的弊害，才有人倡议要推行相反的政策，强制废田还湖。但是在人口压力下这种政策难以推行，沿湖地区还是零零星星断断续续在围湖造田。
（四）江西：明代末年，政府封禁了许多山区，包括河南、陕西、湖北三省交界的山区及江西、福建、浙江三省交界的广信山区、铜塘山、武夷山、怀玉山等都列为封禁之山区，“禁流民不得入”。此时期无地之流民多半是进入城市如景德镇及铅山，从事手工业。到了清代康熙中期以后，大规模招民垦荒，虽然尚未明令解除禁令，但事实上已是弛禁，大批流民进入山区活动。乾隆初，怀玉山正式开放，流民闻风而上，景观大变，向少人烟之林区，“竹树扩清，人烟稠密”〔13〕。铜塘山此时尚未开禁，但：“高阜处所，种植茶树、山薯、杂粮等物……或傍崖为屋，或砌石成蹊，谷口崖腰，人烟相接〔14〕。”于是申请开禁之呼声日高。虽然两次议开，皆未成功，但政府也不得不默认事实，让封禁之山区自动缩小。原立之禁区界碑被棚民逐渐向内移动。据乾隆时江西巡抚胡宝瑔说，袤延三百里的铜塘山已是“约计禁内不过百里”了〔15〕。换言之，禁山已被垦去了三分之二。垦山之民大都来自闽广，乾隆时逐渐有湖北来的流民及江西省当地人民参加。他们搭棚而居，被当地人称为棚户或寮户。以武宁县为例，《乾隆武宁县志》卷三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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