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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双季稻

时间:2009-7-24 13:51:58  来源:不详
所谓的两收不如一获,系指双季稻不如单季晚稻。众所周知,在早稻收获之后,再种植晚稻,就等于要再付一倍的劳动量,如果双季稻不如单季稻,那么,农民为什么不选择单季稻,而要选择双季稻种植?这主要是因为单季晚稻产量虽高,但对稻田肥水条件要求也高,“非膏腴之田不可种”,而早稻“不问肥瘠皆可种”[35],因此在一些肥水条件相对较差的地方,人们往往选择种植早稻,但由于肥水条件欠佳,加之早稻生育短,产量偏低,于是人们又在早稻收获之后再连作晚稻,以弥补早稻产量的不足,同时缩短与单季晚稻之间的产量差距。《永春县志》载:“按二熟之谷,较之一熟所获亦相当,但二熟之谷少怕亢旱,故种之广。”([12],660页)[36]于是我们看到,尽管浙西地区也有双季稻种植,但其普及程度远不及浙东、福建,乃至江西等地,原因在于浙西的肥水条件要好于浙东等地。尽管由于土地瘠薄,两熟之收未必胜于一熟,但在中国传统农业中,人们更多的是关心土地生产率,而不太计较劳动生产率,有收没收是主要的,收多收少是次要的。

但是用发展双季稻的方式来弥补由于肥水条件欠佳所致的产量低下,势必引起更大的肥水问题,因为双季稻对于肥水的需要量要远远大于单季稻,而双季稻产量之所以不高的原因之一在于地力不足,因为双季稻必须在肥水条件较好的情况下,才能得到较好的收成,所谓“非土力有余沃不能全也”(明弘治《温州府志·土产》,[12],254页)。倘若地力不足,农民不会因小利吃大亏。明崇祯《松江府志》引徐光启《农遗杂疏》云:“其陈根复生,所谓稆也,俗亦谓之:二撩。绝不秀实,农人急恳之,迟则损田力。”([12],57页)例如江西南昌等地在宋代就有再生稻的明确记载,但到民国时期,仍然没有得到推广,原因是“稻孙米颗细而坚,罕蓄之者,不欲尽地力也。”([12],314页)在地力不足的情况下,不仅双季稻得不到发展,就是稻麦二熟等也受限制。有些地方虽然早稻有收,但受旱涝影响,晚稻却不能按时播种。

双季稻产量不高还有季节和劳动力矛盾上的原因。连作双季稻系在早稻收获之后,再进行整地和移栽的,由于早稻收获之后,晚稻的有效生产时间十分有限,因此必须抢收抢种。但由于劳动力短缺,农时往往得不到保证,结果是晚稻的产量得不到保障。这个问题也一直是后来发展双季稻的主要问题。《抚郡农产考略》:“凡二遍,迟至立秋栽,则不成熟。谚云:立秋栽禾,够喂鸡母。言其得谷少也。”([20])乾隆江西《龙泉县志》:“翻稻,早(一作中)稻刈后始种,然气候早寒,则秀而不实。”([12],328页)这也就限制了双季稻的发展。

畜牧需要是双季稻不能推广的另一个原因。自先秦开始,中国农区就有秋后放牧的习俗,即在农作物收获之后,利用农隙之地进行放牧。《王居明堂礼》载:“孟冬命农毕积聚,继放牛马。”[⑱]作物在收获之后,由于谷物已经归仓,不必担心牲畜的践踏,同时收获时所遗留下的残茬、余穗等物,特别是水稻在收割之后,在其基部所萌发出来的所谓“稻孙”即“再生禾”等,也为牲畜提供了一些可食之物,而牛畜等所遗粪便又是田中难得的有机肥料。于是,庄稼收获之后放牧是历史上一种普遍的作法。这种习俗必然同多熟制的发展相抵触。清初湘西和湘南可以作为一个例子:乾隆以前,湘南、湘西地区每年七八月间获稻之后,八九月间便有抛牛之俗,即在早稻收割后,放牛于野,不加管束,这样,“稻孙”被牛食尽。而作为农家则必须在白露节以前,将田中所有作物收获归仓,以免遭牛群践踏而无收。这就限制了晚稻等后作发展。直到清乾隆年间,湖南衡阳等地的晚稻仍然非常之少([12],410页)。多熟制的发展必然要以牺牲畜牧业为前提,但在中国农区这需要一个漫长的时期[37]。

由于上述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多熟制并没有得到很大的发展,不仅如此,在一些地区还存在休闲耕作制度。休闲自古以来就是恢复地力的一种方式。对于宋代的农民来说,这不仅是一项传统,也是在实践中所取得的一种认识。宋人发现,在一些新开垦的地方,往往有较高的产量,这引起了他们对于地力一种看法。宋廷南迁之后,江淮之间成为战场,人口大量外流,田地出现荒芜,但在战争间隙,南宋政府也曾组织较大规模的屯田开荒,开荒往往能取得较好的收成[⑲]。在此之前,苏东坡在自己的实践中就已得出同样的结论,他说:“吾昔求地(一处为田)蕲水,田在山谷间(者),投种一斗,得稻十斛。问其故云:连山皆野草散水(一处为木),不生五谷,地气不耗,故发如此。吾以是知五谷耗地气为最甚也。王莽末,天下旱蝗,黄金一斤,易粟一斛,至建武二年,野谷旅生,麻菽尤盛,野蚕成茧,被于山泽,人收其利,岁以为常。至五年,谷渐少,而农事益修。盖久不生谷,地气无所耗,蕰蓄自发而为野蚕、旅谷,其理明甚。”[38]欧阳修也有这样的认识, “乆廢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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