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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城镇综合经济功能的增强与城乡经济一元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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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0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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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从来就不是一个脱离乡村而存在的封闭的孤岛，其功能意义是在封建社会经济的宏观系统格局中体现的。任何城市的功能也都不是单一的、纯粹的，而应当是多层次、多方面的，都不同程度地承担着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服务中心的职能。在中国，城市的功能向来就具有政治和经济的二重性。一方面，城市是封建国家权力统治广大农村的政治据点，这个职能始终没有改变，在封建时代前期尤其突出。但另一方面，在发展趋势上，城市作为经济中心的职能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而愈益重要，与乡村的内在经济联系愈益密切。因此，这里所说的“城乡一元化”是指，在政治上，城市和乡村都处在封建官僚地主的统治之下，不管是京府州县、还是穷乡僻壤，概莫能外；在经济上，城市和乡村都是封建经济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孤立于乡村的城市，也很少有与城市毫无关系的乡村。
宋代城市经济在商品货币经济发展中的功能地位，至少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城市是构成区域性市场网络的枢纽和支点。
鉴于很多论著已经详细敷陈描述了宋代各城市商业贸易的繁荣景象，我们在这里不再胪列具体的史料，主要利用前辈们关于商税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因为一般说来，商税收入的多寡，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较全面地反映相应的商品流通状况。
漆侠先生将熙宁十年的商税统计资料进行分析后，揭示了如下现象：
（1）全国每年商税收入额在3万贯以上的城市共有44个，商税税额为2250254贯，占熙宁十年商税总额8788621贯的25.6％。这就是说全国四分之一以上的商品交换是在这44个城市中进行的。如果将川峡路使用铁钱地区的16个城市及其年收675759贯抛去，则行使铜钱路分的28个城市，共收商税为1574495贯，占铜钱总额7139677贯的22％，就是说在28个城市中的商品交换，占了全部铜钱地区贸易的22％。
（2）全国商税收入在3万贯以下2万贯以上的城市共有27个，商税额为912218贯。如果不管铜钱铁钱的区别，将这27个城市及其商税额与（1）的44个城市及其商税额相加，则全国商税收入在2万贯以上的城市有71个，商税额为3162472贯，占熙宁十年全国商税总额的36％。就是说，在71个城市中的商品交换，占了全国商品贸易量的36％。
（3）全国市镇商税总额为625734贯（其中包括川峡四路的铁钱税额37045贯），占全国商税总额的7.2％。如果除去川峡四路，则只占6.7％[1] 。
郭正忠先生将《宋会要辑稿》和《宋会要补编》两书记载的熙宁十年商税数字分别加以考订，又把四川的铁钱税额折算为铜钱，进行排队后认为：熙宁十年全国的商税总额为7685717贯或7702111贯。其中，商税收入在3万贯以上的城市有28个，其商税额合计为1550811贯或1570811贯，占全国总额的20％；商税收入1万贯～3万贯的城市有99个，其商税额合计为1688776贯或1688786贯，占全国总额的22％。以上两类城市合计为127个，其商税合计额为3239587贯或3259597贯，占全国商税总额的42％ [2] 。
漆先生和郭先生关于宋代商税的考察范围稍有不同，某些具体数字也有出入，但他们所揭示的基本情况却是一致的，即，北宋时期的大部分商品交换活动是在大中型城市进行的，在市镇这样的初级小市场上商品交换量并不大。大部分的商品交换集中到大中城市，一方面表明这些城市吸纳了农村和城市生产的大部分的商品，城市是各类商品的最大的消费者，也是最大的商品交换场所，城市经济的发展为商品的生产提供了巨大的销售市场。另一方面表明，城市并不是只进不出的蓄水池，还是市场网络的枢纽和支点，正是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才[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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