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宋代城镇综合经济功能的增强与城乡经济一元化 |
 |
时间：2009-7-24 13:52:03 来源：不详
|
|
|
后肯定要持续增多。以至出现了300万、500万、甚至700万等种种说法。即使按周宝珠先生的考证，以北宋汴京最盛时有13·7万户，150万人计[11] ，那么650万石左右的漕粮，只是89万余人一年的口粮，或22万士兵的饷粮。很显然，汴京居民实际的口粮需求量与漕粮供应量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缺口。这还没有包括造酒、饲料等其他种种消费在内[12] 。这个缺口主要或者说只能通过商品粮填补。三司报告说：“富商大贾自江淮贱市粳稻，转至京师，坐邀厚利”[13] 。以至出现了前面提到的一次能够拿出数十万石麦子的大粮商。巨大的商品粮消费市场自然造就了一大批专门以经营粮食买卖为业的商贾稗贩，单从汴京行会中的米行、麦行、面行等就可窥其一般。
那么，汴京市场上流通的商品粮究竟在口粮需求总量中占有多大比重呢？假设汴京的常驻居民按150万人、人均年消费口粮7.3石计算，汴京全年的口粮需求总量则是1095万石。除去650万石的漕粮，则商品粮应达445万石左右。也就是要占到口粮需求总量的41％左右。更何况，东南地区运到汴京的漕粮并不是始终保持在每年600万石的水平上。自宋仁宗时起，由于汴河涸浅、粮区遭灾等原因，漕粮经常缺额。这样一来，对商品粮的依赖更得成倍增加。
汴京如此，其他城市对商品粮的依赖程度就更高了。吴自牧说：南宋的“杭州人烟稠密，城内外不下数十万户，百十万口。每日街市食米，除府第、官舍、宅舍、富室、及诸司有该俸人外，细民所食，每日城内外不下一二千余石，皆需之铺家”。所以，杭州的粮食贸易十分繁荣。“本州所赖苏、湖、常、秀、淮、广等处客米到来，湖州市米市桥、黑桥，俱是米行，接客出粜。……又有新开门外草桥下南街，亦开米市三四十家，接客打发，分 表铺家。及诸山乡客贩卖，与街市铺户，大有径庭。杭城常愿米船纷纷而来，早晚不绝可也”[14] 。另据周密记载，“杭州除有米之家，仰籴而食凡十六七万人，人以二升计之，非三四千石不可以支一日之用。而南北外二厢不与焉，客旅之往来又不与焉”[15] 。的确，如果算上方圆若干里的城外南北二厢居民区和众多的流动人口，仰籴而食者之数肯定会成倍增加。即使官府调拨分配的漕粮，也像汴京一样不完全来自赋税。据李椿计算，临安“月须米十四万五千石”，而政府储备漕粮的“省仓之储，多不能过两月”，必须经常从市场上购买加以补充[16] 。临安漕粮中购买的数量究竟有多大呢？据宋孝宗乾道元年，司农少卿张宗元奏称：临安“辇毂之下，供馈至广，岁用粮一百五十余万硕，虽全仰两浙苗米，然所得不过八十余万硕，其余七十余万硕尽系坐仓收籴及和籴客人米斛”[17] 。可知临安每年消费漕粮官米150万石左右，其中80万石属于租税上供米，其余的70万石是在杭州等地从客商等处籴买来的。如此说来，在临安，即使是政府调拨分配的漕粮当中，来自市场购买的也占了46.67％，真正属于租税收入的只占53.33％。
建康府的繁华仅次于杭州，它在南宋的政治军事地位也仅次于杭州，但对于商品粮的依赖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刘宰说：“金陵古帝王州，民物所萃，食焉者众，生之者寡，岁仰籴客贩。长江天险，舟至不时，价辄翔踊”[18] 。袁燮说：“金陵军民杂处，舟车辐辏，米、麦、薪、炭、鹾、茗之属，民间日用所须者，悉资客贩”[19] 。担任建康知府的余嵘在给朝廷的报告中说得更严重：“此邦虽名为繁庶，而民生最艰，素无盖藏，日食所须，仰给商贩，米舟一日不至，米价即倍腾踊。……万一上江岁歉、邻邦遏籴，则狼狈尤甚。……以是数十万之生齿常寄命于泛泛之舟楫，而米价低昂之权又倒持于牙侩之手”[20] 。这座城市所需要的粮食，恐怕绝大部分靠市场解决。
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无论是政治城市的汴京，还是综合型城市的建康府，以及居于两者之间的杭州，其城市居民日常消费的粮食当中，依赖市场供应的比重都很大，依靠赋税收入调拨的部分反而较小。商品粮对于这些城市而言，绝对不是零星的补充。这些城市尚且如此，其他城市就更可想而知了。同时，粮食是城市居民消费量最大的商品，也是宋代官府通过二税征收最多、调拨数量最大的物资。粮食的供应结构尚且如此，城市消费的其他商品也就更可想而知了。
城市不仅是农业商品的消费市场，而且是农民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供应基地。如四川农民通过成都的蚕市贸易：
倾 计口卖余粟，买箔还家待种生。
不唯箱篚供妇女，亦有锄 博资男耕[21]&nbs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