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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城镇综合经济功能的增强与城乡经济一元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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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0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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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方平说：“彼穷乡荒野下户细民，冬正节腊，荷薪刍入城市，往来数十里，得五、七十钱”[22] 。朱熹说：“近城乡民，全藉将些小系税之物，入城货卖，办籴口食”[23] 。方回说：在浙西秀州的魏塘镇，“见佃户携米或一斗，或五七三四升，至其肆，易香烛、纸马、油、盐、酱、醯、浆、粉、麸、面、椒、姜、药饵之属不一。皆以米准之，整日得米数十石，每一百石舟运至杭、至秀、至南浔、至姑苏粜钱，复买物货归售水乡佃户”[24] 。这些都是农民自己通过与城市市场的交换，直接获得各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例子。至于农民利用商人的中介间接向包括城市在内的市场上买、卖商品的事例就更不胜枚举了。前面谈到的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就尤其是城市市场消费需求拉动的结果。
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这种双向的商品流通，使双方建立起了密切的商品交换关系，通过商品货币经济的纽带，城市和乡村结成了一个经济的统一体，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城乡一体化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讲，城乡关系并非仅仅是掠夺与被掠夺的对立关系，还有彼此促进、相互依存的一面，尽管后一方面的关系居于相对次要的地位。长期以来，人们较强调城乡关系中对立的一面，却或多或少地忽视了城乡相互促进的一面，这不能不说是件遗憾的事情。
第三，城市的辐射功能带动了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
斯波义信先生把南宋时杭州的商品集散和流通划分为三个层次（环）的市场圈。一环市场圈由杭州和它的近郊区组成；二环市场圈是杭州的中距离商业运输圈，它直接供应杭州150万人口的日常需要物资，如米谷、薪炭、油脂、鱼肉、生鲜食品、工业原料、建筑材料、茶、盐等，其范围涉及明州、衢州、镇江、黄池等地；三环市场圈是杭州的远距离商业运输圈，它联络全国，甚至波及海外[25] 。其实各个城市都能够划分出大小不等的市场圈。市场圈是通过商品的消费和商品的吐纳构筑的。一方面，城市规模越大，人口越多，商品的需求量越大，购买力越强，城市的辐射能力也就越强，以它为中心形成的市场圈就层次越多、范围越广。即市场圈的大小通常是与城市的大小成正比的。另一方面，从大小不等的城市对其各个层次的市场圈的影响力度来看，越是距离较近的地方，受城市的影响越大。也就是说，城市的经济辐射带动能力是随着空间距离的延伸而逐步递减的。多数情况下，受城市影响最大的还是其一、二环市场圈，即城市周边的地区。
一般说来，城市的近郊和附近地区，受城市消费需求的拉动，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条件相对好一些。城市居民所需的粮食、布帛、薪炭、鱼肉、蔬菜、水果等日用消费品，还有城市需要的雇佣劳动力等，都为这些地区农业商品生产和劳动力提供了市场。同时，城市集散销售的各种外地商品，也使这些地区得近水楼台之便。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变化，恐怕最初多半是从这些地方开始的。
如果说市镇的兴起是宋代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那么市镇兴起的原因之一就是城市的辐射带动。根据龙登高博士的研究，宋代大城市周围的市镇数量多于小城市，并且一般而言，州治所在的县份比其他县的市镇多。例如，南宋建康府所属各县计有16个市镇，其中有12个市镇位于距县治60里以内的地方。会稽府有10个市镇，其中的8个距离县城在60里以内。在杭州的周围，市镇的分布也是由远而近愈来愈稠密。临安府管辖的钱塘、仁和县境内有19个市镇，其中距县治10里以内者有10个，另有6个在30里以内，其余3个也都不超过60里[26] 。类似情况在其他地区也同样存在。《元丰九域志》记载，北宋汴京开封府有31个镇、西京河南府（治洛阳）有22个镇、南京应天府有13个镇、北京大名府有20个镇、成都府路有163个镇等等。都说明在大城市的周围和城市密集的地方镇市也较集中。这些市镇众星拱月般环绕在城市的周边，依次递进，构成了市场网络的联结支点。它们的兴起与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是分不开的。一些市镇的发展历程也证明了这一点。如湖州的新市镇，在北宋时就已“以其水陆环绕，舟车通利，……岁久成聚。谓弃陆市而新徙于此，故曰新市”。到了南宋，更直接受到了临安的辐射影响，“建炎南渡，密迩行都，衣冠鳞集”[27] 。 其规模进一步扩大，商贸交通更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另外，城市向来就是安置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重要场所。宋代的乡村人户大量离乡进城，是城市人口增加的重要渠道，这表明城市经济的发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进城的农民提供谋生再就业的机会，表明城市吸纳和安置农业剩余人口的能力有了较大提高。这也是宋代城市综合经济功能增强的一个显著标志。
总之，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不仅在其内部突破了坊市分离的旧体制，商业空前繁荣，而且对于区域性市场体系的构建、对于带动农村商品经济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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