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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城镇综合经济功能的增强与城乡经济一元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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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0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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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构起了区域性市场的网络体系。显然，如果没有城市这个巨大的市场，如果城市不在商品流通过程中发挥中转集散的作用，宋代的商品货币经济是不可能有所进步的，宋代的区域性市场网络体系也就无从谈起。
第二，城市为商品生产开辟了市场空间，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消费与生产、供给与需求是一对互为依存、相辅相成的孪生兄弟，从来没有只生产不消费的经济，也没有只消费不生产的经济。通过交换而进行的消费，就是商品的销售市场。“产品的市场越大，产品就越能在更充分的意义上作为商品来生产”[3] 。商品的消费市场扩大了，商品生产发展的空间也会随之拓展；商品的消费疲软萎缩，商品的生产也会萎靡不振。这是基本的经济规律。宋代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工商业人口的增加为商品生产开辟了巨大的销售市场。
不用说，城市所交换消费、周转吐纳的商品很多来自乡村、是由农业提供的。因此，城市商业的繁荣主要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对此，就连宋代人都有十分清楚的认识，宋哲宗时的殿中侍御史孙升就说：
货殖百物，产于山泽田野，售之于城郭，而聚于仓库，而流通之以钱，……城郭乡村之民交相生养，城郭财有余则百货有所售，乡村力有余则百货无所乏。……城郭之人，日夜经营不息，流通财货，以售百物，以养乡村[4] 。
所谓“养乡村”当然不能理解为城市赡养乡村，而是城市对农产品商品的消费，城市的商贸流通，为农产品打开了销路，开辟了市场，从而带动了农业的商品化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乡村通过商品交换获得的收益，又可以反回来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去，继续再生产或改善条件扩大再生产。
当然，在实际交换过程中乡村农民往往遭受着商人的无情盘剥，交换常常是不等价的，这方面的事例很多。即城市的繁荣主要建立在掠夺乡村的基础之上，城市剥削乡村所造成的城乡关系的对立是主要的基本的一个方面。但也不能否认城市商业的发展和商品需求的扩大对于小农的再生产、特别是对于农村商品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积极作用。这方面的事例同样不少。
在宋代的各类城市，居民所需消费品的供应方式是不尽相同的。郭正忠先生认为，政治、军事城市居民的消费品主要依靠官府调拨来解决，只有少量允许市场流通，略事调节；经济城市主要靠本地的商品市场；综合性城市则调拨供应和市场调节参半[5] 。 我们对郭先生关于经济城市的看法基本没有异议，但对其他三类城市的看法则不敢苟同。这里仅就粮食的供应方式略作分析。因为粮食是最主要的消费品，粮食的问题清楚了，其他消费品就容易理解了。
宋朝政府为了保证汴京的皇室贵族官僚士兵等居民的食用粮供应，建立起了一套严密的漕运制度，大规模地组织南粮北调。江淮漕运米粮之船沿汴河抵达开封，一年三次。宋真宗时，漕运粮食最多达700万石，一般在600万石左右。另外尚有沿五丈河从京东路等地运来的每年约50～70万石。这些漕粮中的大部分是江淮荆湖等地的赋税所得，并以实物的形式分配给京师等地的皇室贵族官僚兵卒，基本不属于商品的范畴。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政府收购来的。庆历三年，范仲淹在其著名的《答手诏条陈十事》中就说：“今国家不务农桑，粟帛常贵。江浙诸路，岁籴米二百万硕，其所籴之价与辇运之费，每岁共用钱三百余万贯”[6] 。据此，若来自东南的漕粮总额以每年600万石计，则通过市场购买的部分就占了其中的1/3左右。既然是籴买而来的，这部分漕粮就具有了商品的性质。宋政府还经常就近从汴京的市场上收购粮食。如天圣年间，唐肃担任度支副使，“会官籴麦京师，数且足，有豪姓欲入官者以数十万石，因权幸以干掖庭。（刘）太后面命肃，肃曰：`麦贮于仓，率不过二岁，多则朽腐不可食，况挠法耶？’卒不受”[7] 。问题是，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居民的增多，这每年650万石左右的漕粮，究竟能否满足汴京的需求呢？
宋人通常采用的人均粮食消费的计量数是，一人日食2升[8] 。一个享受中等待遇的士兵的饷粮标准是“月粮两石五斗”[9] 。汴京人口，据宋太宗说：“东京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10] 。在宋朝开国之初就已达一百数十万之众，此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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