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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北宋林特茶法改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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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0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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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茶法兴废之争中丁谓都“力庇李溥，主行新法，言不便者虽众，丁谓持之益坚”。（注：《长编》卷八十六大中祥符九年十月壬辰。）他们排斥主张改法者，扶持附合新法者。王济因景德三年七月那次“受诏较新旧茶法，持论与丁谓、林特、承珪等多忤，承珪等因与王钦若迭訾之”。并进而将王济排挤出京，出任知杭州。（注：《长编》卷六十六景德四年九月己卯。）而“一谯县尉陈齐论榷茶法”，大概附合李溥等人，“溥荐齐任京官”。（注：《宋史》卷二百九十五《李溥传》第9940页。）他们打击寇准、李迪等朝中正直大臣，把持朝政，以致他们贬寇准于道州，宋真宗也不知其谋，还说：“吾目中久不见寇准，何也？”（注：《宋史》卷二百八十一《寇准传》第9533页。）因而群臣大都对丁谓集团有所忌惮。或缄口不言，或违心附和。王旦身为两朝老臣、又是当朝丞相，德高望重，深受宋真宗信赖，但也对丁谓集团有所畏惧。如，真宗欲修玉清昭应宫，王旦欲劝阻，真宗告以丁谓认为可修，“旦不复敢言”。（注：《宋史》卷二百八十三《丁谓传》第9567页。）在茶法的兴废之争中王旦也多次为李溥等人辩解。真宗也看到王旦屡次以“法制数更则诏令牴牾，故重于变易为由支持林特李溥等人的茶法，是因“畏溥之强，不敢退却”。（注：《宋史》卷二百九十五《李溥传》第9940页。）可知对林特茶法的改革有多大阻力。但尽管如此，改革林特茶法之议仍屡败屡起。
大中祥符九年十月因丁谓一度“罢政，群议复起”。（注：《长编》卷八十六大中祥符九年十月壬辰。）真宗也下决心改革林特茶法。下诏以林特茶法“虑伤厚敛”为名令李迪、凌策、吕夷简等重议茶盐法，“务要茶园盐亭户不至辛苦，客旅便于兴贩”。（注：《长编》卷八十六大中祥符九年十月壬辰。）力图减少对园户商人的侵夺，增加他们种茶贩茶的积极性。李迪与寇准都是丁谓的反对派。丁谓曾欲推林特为枢密副使，遭到李迪反对，丁谓“因大诟之”。（注：《宋史》卷二百八十三《丁谓传》第9568页。）真宗以李迪主持对林特茶法的改革可见真宗改法的决心。天禧元年正月、二月真宗又两次敦促，“令有司速定茶盐条贯，惟务便民，勿拘岁课”。（注：《长编》卷八十九天禧元年正月辛亥、二月癸巳、二月癸巳。）又言“茶盐条禁伤于峻削，宜有以革之”。（注：《长编》卷八十九天禧元年正月辛亥、二月癸巳、二月癸巳。）但详定茶法所的实权仍在李溥手中，“凡有条奏，多令李溥裁酌，溥务执前制，罕所变革”（注：《宋史》卷一百八十三《食货下五》第4483页。）。李迪等人实际上很难进行大的改革。真宗也只好说：“茶法行之已久，倘或难于遽改，但削其尤不便民而伤于厚敛者可也”。（注：《长编》卷八十九天禧元年正月辛亥、二月癸巳、二月癸巳。）致使这次较有声势的改革也虎头蛇尾地结束了，结果是“茶盐法多如旧例”（注：《宋会要》食货三六之八、九、九、一一、一四。）。
李迪虽未对林特茶法进行根本的改革，但也对其作了许多调整。首先，将京师入中钱按大中祥符七年的261万贯立为定额，这实际上也是限制了以前用各种严苛手段聚财于京师的做法，特别是原茶法中对所收羡余理为劳绩的规定；其次，重定加饶比例。比原茶法减少京师加饶。天禧间“京师入钱八万给海州荆南茶；入钱七万四千有奇给真州、无为、薪口、汉阳并十三场茶，皆直十万”。（注：《长编》卷一百天圣元年正月丁亥。）比林特茶法50:100、55:100的实价与虚估之比，加饶明显减少；再次，在陕西、河北都实行了现钱法。天禧二年五月令，入中刍粮“量增其直，计实钱给钞，入京以见钱偿之，愿受茶货交引给以实钱数，令榷货务并依时价纳缗钱支茶，不得更用刍粮交钞贴纳茶货”。（注：《宋史》卷一百八十三《食货下五》第4482页。）现钱法是针对沿边直接用茶叶等实物折中而提出的，陕西、河东一直用实物、河北从咸平时用三分法，祥符初改为三说法，仍以实物为主。（注：参见拙文《北宋“三说法”辨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4。）现钱法是沿边以钱折中，场务以钱售茶，使茶叶与沿边折中脱离了直接关系。但此时的现钱法入中虚估仍与林特茶法相近。如天禧五年时“卖茶收钱，每百贯交引在京见卖价钱五十五贯。”(55)即虚实比为55:100。相对而言李迪调后，沿边入中加饶变化不大，而京师有了明显降低。这有利于鼓励商人到沿边入中，解决沿边军需。
李迪无法对林特茶法进行深入改革，根本的原因仍然是丁谓集团的阻挠。天禧年间丁谓集团的势力有增无减。除了刘承珪于大中祥符中致仕、王钦若天禧三年出知杭州外，丁谓、林特、李溥、陈彭年等都获升迁。丁谓的权势在天禧年间达到巅峰，天禧三年任参知政事、四年排挤寇准，贬准于道州，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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