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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江南城镇的物资供应与消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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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0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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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如北宋时，宋廷先后在湖州设织绫务，杭州设罗织务，苏州、常州等设织造局。南宋时，临安城内官营作坊繁多，规模很大。到南宋中期，仅隶属朝廷的官营作坊就有各色工匠近万人。绍兴三十年（1160），江西洪、吉、赣三州的官办造船场，各有“工役兵卒二百人”；明州官办造船场初额400人，宝庆（1225—1227）年间为179人；常州作院到宋末“额管八十人”。（注：《宋会要》食货，44之7；罗ｊùｎ＠①等：《宝庆四明志》卷7《郡志·叙兵》；史能之：《咸淳毗陵志》卷18《武备》。）不过，官营手工业作坊的生产主要是为政府服务的，其产品一般不投放市场，在城市物资供应中也不占重要地位。三是官营专卖商品的供应。宋朝对酒、盐、茶等物品实行严格的专卖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政府实际上垄断了各城市此类物资的供应。其中一部分由政府直接销售，一部分则采取“买扑”的方式，即由私人承包经营。由于这些物品大多是基本日用消费品，销售量很大，政府从中获得高额利润。如北宋中期，杭州每年的酒税收入高达30万贯，是熙宁十年（1077）该城商税额的3倍多。（注：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7《征榷考》；《宋会要》食货，16之7。）苏轼曾赞叹地说：“天下酒官之盛，未有如杭者。”（注：苏轼：《东坡奏议》卷7《乞开杭州西湖状》。）南宋前期，绍兴府城都酒务、比较务等机构的年酒税额有62752贯，是商税额的1.1倍多。（注：施宿：《嘉泰会稽志》卷5《课利》。）淳熙十三年（1186），严州经政府销售的茶叶有258.6万余斤，盐585万余斤，总收入近100万贯。（注：刘文富：《淳熙严州图经》卷1《课利》。）
民间系统的物资供应具体有两种形式：一是民间生产供应。宋代江南城市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民间手工业的广泛兴盛。如婺州“城中民以织作为生，号称衣被天下，故尤富”。（注：刘敞：《公是集》卷51〈先考益州府君行状〉。）湖州、杭州、苏州、常州等城市的丝织业十分发达，产量巨大。南宋时，临安城除各种一般手工业外，还有碾玉作、钻卷作、篦刀作、腰带作、油作、铺翠作、金银打＠②作、打纸作等多种加工业，其中仅“专以打造金箔及铺翠销金者，不下数百家”。（注：《宋会要》刑法，2之139。）徽州的制墨业享有盛名，其上品之墨“拈来轻，嗅来馨，磨来清”，被时人视为珍品。（注：《弘治徽州府志》卷2《食货·土产》。）衢州的蔡氏墨也颇为有名，需求量很大，以致一度出现了假冒现象严重的情况。（注：姚勉：《雪坡舍人集》卷19《赠墨客吕云叔》。）其它如越州（绍兴府）、湖州、杭州、苏州、明州（庆元府）、婺州等城的酿酒业，越州、温州、杭州、苏州、台州、吉州、抚州、信州、宣州（宁国府）等城的造纸业，杭州、秀州（嘉兴府）、湖州、越州、婺州、袁州、饶州、台州、吉州、建康、南康等城的刻书和印刷业，明州、温州等沿海城市的海产品加工业，湖州、睦州（严州）、杭州、温州等城的漆作业等等，都相当发达，使各城市经济的生产功能和消费品自我供应能力不断增强。同时，在许多江南城市的郊区及周边地带，经济作物种植业、水产业、园艺业十分兴盛，直接为城市物提供了相应的农副产品。如南宋临安城东门外，“弥望皆菜圃”；绍兴府城西郊，“鸡头最盛，有一户种及十八里者”；建昌军南城县近郊村民宁六，“一意农圃”，颇能自给；镇江府丹徒县居民孙大成有园地30亩，雇人种植蔬果，“不数年，嘉蔬美实，收利十倍”；苏州城郊的花圃种植业尤为盛行，“城东西卖花者所植弥望”。（注：周必大：《二老堂杂志》卷4；施宿：《嘉泰会稽志》卷17《草部》； 洪迈：《夷坚志》支甲卷5《游节妇》；刘宰：《漫塘文集》卷33《孙大成行述》；范成大：《吴郡志》卷30《土物下》。）二是民间商业供应。相对于手工业等生产领域而言，江南城市的民间商业更为繁荣，特别是在大中城市，普遍形成了从商品流通到批发、零售的较为完整的商业体系，有力地促进了城市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商品流通，成为城市一般居民物资供应的主要途径。如南宋时临安城普通居民的粮食供应主要依赖民间市场流通渠道。时人吴自牧说：“杭州人烟繁密……每日街市食米，除府第、官舍、富室及诸司有该俸人外，细民所食，每日城内外不下一二千余石，皆需之铺户。”（注：吴自牧：《梦粱录》卷16《米铺》。）周密也说：“杭州城除有米之家，仰籴而食者凡十六、七万人。人以二升计之，非三四千石不可以支一日之用，而南、北外二厢不与焉，客旅之往来又不与焉”。（注：周密：《癸辛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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