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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江南城镇的物资供应与消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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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0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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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识续集》卷上《杭州食米》。）建康府城的情况大致相似。嘉定十七年（1224），知府余嵘称城中居民“日食所须，仰给商贩，米舟一日不至，米价即倍腾踊”，“以是数拾万之生齿常寄命于泛泛之舟楫米”。（注：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23《城阙志四·诸仓》。）袁燮说：“金陵军民杂处，舟车辐辏，米、麦、薪、炭、ｃｕó＠③、茗之属，民间日用所需者，悉资客贩。”（注：袁燮：《＠④斋集》卷13。）
不过，就江南地区不同类型的城市而言，其物资供应的具体结构和形式又是有所不同的。其中，政治型城市由于受民间工商业发展水平的限制，官方系统在城市物资供应中占了主导地位。如地处山区的徽州“舟车不通，商旅罕至”，工商业发展缓慢。绍兴二十二年（1152），城区商税额仅6000余贯。到嘉熙四年（1240年），在当地官员的请求下，宋廷同意裁撤该城的税务。在这种情况下，其民间系统的物资供应显然相当有限。与此相联系，该城的居民数量也不多。直到宝庆三年（1227），城内外在籍坊郭户仍只有3887户，其中还包括为数不少的吏员、杂役等政府人员。至于户籍外的政府人员， 则数量相对较多， 仅驻军就有1300余人。这种人口规模和结构也决定了该城物资供应以官方系统为主的特点。（注：《弘治徽州府志》卷5《公署·郡邑》；卷2《户口》；卷4《驻军》。）综合型城市的物资供应， 官方系统和民间系统都占有重要地位，某些方面民间系统更为重要。如前面提到的南宋建康城的粮食供应，大部分仰仗商贩，一旦“客舟稀少，价即踊贵，抑之，则米不来；听之，则民艰食”。（注：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23《城阙志四·诸仓》。）经济型城市工商业发达，市场活跃，其物资供应主要依靠民间系统。如苏州城乡经济十分发达，“田畴沃衍，生齿繁夥”，“岁一顺成，则粒米狼戾，四方取给，充然有余”，“织衽之功，苞苴之利，水浮陆转，无所不至”，故城市居民“不耕耨而多富足，中家壮子无不贾贩以游者”。（注：范成大：《吴郡志》卷37《县记》。）显然，其所需物资主要是通过本地生产和市场流通。
二、州县城市的居民收入与消费
宋代江南城市居民的贫富分化现象相当严重，不同阶层和群体在收入和消费水平上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其中官僚贵族、地主豪绅、大商富工等无疑属于高收入阶层，是城市消费的主体；一般工商业者和部分士人、吏员等属于中等收入阶层，其消费活动也较为活跃；小商贩、小手工业者、贫寒士人、佣工、游民等属于低收入阶层，其消费需求仅限于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水准。
城市官僚贵族的收入首先来自政府提供的货币和实物形式的俸禄，这一点无需多说。此外，还包括地租和工商业收入。大多数官僚贵族拥有相当数量的土地，有的是朝廷赏赐的，有的是依仗权势从农民那里兼并的。如神宗、哲宗两朝，执政王安石、吕惠卿、章ｄūｎ＠⑤等人在浙西、江东一带拥有不少田产。徽宗时，佞臣朱＠⑥在苏州等地有田地30万亩，另一佞臣蔡京仅受赐的江宁府溧水县永丰圩就达千顷。（注：《宋史》卷470《朱＠⑥传》；洪迈：《夷坚志》丁志卷5《石臼湖螭龙》。）宋高宗即位初，将蔡京、朱＠⑥、童贯、王黼在浙西的田地籍没出卖，六年后未卖出的还有5000多亩。（注：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1，绍兴二年二月辛未。）迨至南宋，官僚贵族的土地兼并之风更为盛行。大将张俊“喜殖产”，其田庄广布苏、湖、常、秀等州，“岁收租米六十万斛”；知枢密院事周麟之强夺常州邵家地20余里；权臣秦桧“田业甚富”，其死后十余年，虽家业渐趋衰落，但岁收粗米仍高达10万斛；恭国公杨存中田产众多，曾一次就献出土地近4万亩给朝廷。（注：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5，绍兴十年四月乙丑，卷191，绍兴三十一年七月己丑；洪迈：《夷坚志》丁志卷5《荆山庄＠⑦》；《宋会要》食货，63之138。）由此形成了“郡县之间， 官户田居其半”，“一都之内，膏腴沃壤，半属权势”的状况。（注：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1，绍兴二年一月丁巳；《宋会要》食货，14之37。）端平元年（1234），刘克庄在《备对札子》中说，官僚贵族“吞噬千家之膏腴，连亘数路之阡陌，岁入号百万斛，则自开辟以来，未之有也”；（注：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51。）稍后谢方叔也说，“国家驻跸钱塘百有二十余年矣……百姓膏腴，皆归贵势之家，租米有及百万石者。”（注：《宋史》卷17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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