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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江南城镇的物资供应与消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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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0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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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钱”；鄱阳城寒士刘十二，“居槐花巷东，以佣书自给”。（注：《双溪类稿》卷21《上赵帅》；《武林旧事》卷6《作坊》；洪迈：《夷坚志》支癸卷8《鲁四公》，支甲卷4《刘十二》。）临安官营作坊里“和雇”的工匠，虽收入相对较为稳定，但每日只有食钱170文、米2升，除了自己生活外，还要养活家小，处境艰难。（注：《宋会要》职官，16之23。）显然，此类低收入者的消费完全局限于米、盐之类的基本生活品，而且往往连基本生活品也不能正常保证。
此外，江南城市中还有许多完全没有收入的流民、乞丐之人，他们靠政府的救济和他人的施舍为生，常陷于“口无饮食，身无衣盖，冻饿于道”的悲惨境地。（注：吴自牧：《梦粱录》卷18《恤贫济老》。）南宋人洪迈在《夷坚志》中记载了不少这方面的具体事例，如：“李次仲季与小郗先生游建康市，入茶肆，见乞丐者蹒跚行前，满股疮秽”；“严州东门外有乞丐者坐大树下，身形垢污，便秽满前”；“鄱阳有郑道人，不知从何来，不肯入道堂，日行丐于市”；“明州有道人，行乞于市”；“豫章丐者李全，旧隶建康兵籍”；“吴江长桥侧居民郑氏媪，年八十余岁，独处茅檐之下，日丐于市”。（注：《夷坚志》乙志卷1《小郗先生》、卷13《严州乞儿》、《海岛大竹》，支丁卷10《郑道人》，丁志卷2《李家寓仙丹》，支景卷3《吴江郑媪》。）这些处于社会最低层的城市居民，已谈不上正常的消费需求了。
从江南地区不同类型城市的居民消费特点来看，在政治型城市，消费奢侈品的需求量相对较大；在综合型和经济型城市，各种物品的需求都相当旺盛；港口型城市的消费品还包括相当数量的海外舶货。 三、市镇的物资供应与消费
作为新兴的农村经济中心地和城乡市场结合体的各种商业市镇的广泛兴起和迅猛发展，是宋代江南城市发展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它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由州县城市一统天下的城市发展格局，促成了区域性城镇等级网络的形成，而且有力地推动了城市活动向农村的扩展和渗透，引发了乡村都市化现象的出现。与传统州县城市不同，市镇并不是凭籍一定的政治因素兴起的，而是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城乡市场联系不断加强、各地区之间商品流通日趋活跃的产物。因此，一方面，市镇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城市的基本特征，代表了一种新型的经济都市形态；另一方面，市镇又保留着部分农村社会的特点，成为介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社会、经济混合体。
宋代江南各地兴起的市镇数量繁多，具体形态不一。大致说来，主要可分为环城卫星市镇、农业市镇、手工业市镇、商品转运市镇、沿海港口市镇和消费性市镇等六大类。对此，笔者在另文已有专门论述。（注：参见拙著：《浙江古代城镇史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拙作：《略论南宋时期江南市镇的社会形态》，载《学术月刊》2001年第2期；《论宋代两浙路的城镇发展形态及其等级体系》， 载《浙江学刊》2001年第1期。）从总体上讲，作为初具形态的新兴经济都市，市镇的物资供应主要依赖于民间工商业，而且由于工商业的专业化程度相对较高，其物资来源除了本地生产外，相当部分是通过区域性市场网络由外地输入。其中，环城卫星市镇主要分布于繁华都市的周边地带，实际上是城市向周边乡村扩张的一种形式，成为所在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工商业极为发达。如南宋临安近郊分布着北郭、江涨桥等10多个规模不等的市镇，其中仅浙江、龙山、北郭、江涨桥4个市镇， 到南宋后期年商税额就高达26万多贯，是城内商税额的1.7倍多；江阴城澄江门外的江下市，“商船倭舶岁常辐凑，驵侩翕集”。（注：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19《疆域·市》，卷59《商税》； 朱昱：《重修毗陵志》卷2《坊市》。）这类市镇的工商业人口规模庞大，其物资供应更多地由市场从外地调入。农业市镇主要兴起于农业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带，承担着当地农副产品的外销和流通职能。如嘉兴府的魏塘镇、苏州的直塘市、建康府的孔镇、宁国府的水阳镇等都是典型的粮食市镇，温州的白沙镇是典型的林业市镇，绍兴府城东的梅市和项里市是果品交易中心，临江军的肖家峡市是山区蔬菜市场，明州的鲒ｑí＠(11)镇是大型渔业市镇。这类市镇所消费的农副产品自然来自本地生产，手工业产品则大多依赖市场流通。手工业市镇是随着各地手工业的发展而兴起的，其生产的专业化特点尤为明显。如两浙沿海的杜渎镇、于浦镇、岱山镇、大嵩市、钱清镇、汤村镇、下砂市、广陈镇等都是颇具规模的盐业市镇，其居民“以煎盐为生”，多数“不曾耕种田亩”，“鬻盐以自给”；（注：《宋会要》食货，26之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4。）处州的琉田市、吉州的永和镇、饶州的景德镇等都是著名的陶瓷业市镇，景德镇有瓷窑300余座，“窑火既歇，商争取售”；（注：《光绪江西通志》卷93《经政略·陶政》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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