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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江南城镇的物资供应与消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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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0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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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食货志·农田》。）与此同时，官僚贵族还积极参与工商业活动，“托肺腑之亲，为市井之行；以公侯之贵，卑商贾之利”，“甚者发舶舟，招蕃商，贸易宝货，麋费金钱”。（注：《宋史》卷388《陈良佑传》。）如杨存中广事买扑酒坊，在临安、湖州等地许多城镇承包酒坊数十处，总资本高达72.5万余贯；徽、高两朝内侍李从之在平江府吴县经营大药铺，“他州异县来者益众”；家居临安城的昭庆军节度使韦渊，在浙西有田地5000亩，又在城里经营房舍租赁业。（注：《宋会要》食货，21之2至3；孙觌：《鸿庆居士文集》卷39《李从之墓志铭》；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4，绍兴十二年二月己卯。）凡此种种，举不胜举。大量田产收益和丰厚的工商业收入，使官僚贵族的财富不断增加，许多人“金帛山积”，以至“有拥二三千万资者”。（注：王迈：《衢轩集》卷1《乙未馆职策》。）
江南各级城市普遍住有不少地主豪绅，称为“遥田户”。他们的收入，一部分来自农村田产的经营。如南宋中期，朱熹在南康军赈灾，曾劝得“在城上户二十五名，共认赈粜米一万一千六百三十五硕”。（注：朱熹：《朱文公文集》别集卷9《论上户承受认粜米数目》。 ）这些在城上户能够出米赈粜，其中部分人显然是租米丰厚的城居地主。另一部分来自工商业活动。杭州、苏州等繁华都市的地主普遍从事工商业活动的情况自不必多说，就是在一般府州县城也是如此。如吉州城内经营粮食零售的铺户，“初非家自有米，米所从来盖富家实主其价，而铺户听命焉”。而“城郭富家之有米，多寡不一”。（注：《巽斋文集》卷4《与王吉州论郡政书》。）可见供应铺户食米的“富家”，其米的来源主要来自农村的租米。
城市大商富工阶层收入的主要来源自然是工商业活动，但许多人也在农村购置田产，收取租米。如平江府“城北民周氏，本以货麸面为生业，因置买沮洳陂泽，围裹成良田，遂致富赡”；原籍大梁的张勰，因从事海外贸易致富，遂“买田婺州郭外”。（注：洪迈：《夷坚志》三志己卷7《周麸面》；吕祖谦：《东莱文集》卷7《大梁张君墓志铭》。）
上述这些城市高收入者，资产殷富，生活豪奢，所消费的除了日常生活用品，还包括各种奢侈品。如杭州城内豪富之家云集，早在北宋时就已是“风俗轻靡”，“饭以玉粒粳，调之甘露浆，一馔费千金，百品罗成行”。（注：欧阳修：《居士集》卷2。 ）南宋时更是“侈靡相尚”，“衣不肯著布缕绸绢、衲絮ｙùｎ＠⑧敞、浣濯补绽之服，必要绮罗绫＠⑨、绞绡靡丽、新鲜华粲、ｃｈī＠⑩缯绘画、时样奇巧、珍贵殊异，务以夸俗而胜人”；“食不肯蔬食、菜羹、粗粝、豆麦、黍稷，菲薄清淡，必欲精凿稻粱、三蒸九折、鲜白软媚，肉必要珍馐嘉旨、脍炙蒸炮、爽口快意，水陆之品，人为之巧，缕簋雕盘，方丈罗列”。（注：阳枋：《字溪集》卷9《杂著·辨惑》。 ）时人袁说友曾感叹地说：“销金衣饰，顷岁有司屡行禁止，往往法令稍宽，随即纵驰，累岁以来，其侈日盛。”（注：袁说友：《东塘集》卷10《禁蕺销金札子》。）为了满足豪富之家的奢侈生活，临安城的相关工商业十分兴盛。如在融和坊北至市南坊有著名的珠宝市场；在官巷有大型花市和众多奢侈品店铺，“所聚奇异，飞鸾走凤，七宝珠翠，首饰花朵，冠梳及锦绣罗帛，销金衣裙，描画领抹，极其工巧，前所罕有者悉有之”。（注：吴自牧：《梦粱录》卷13《团行》。）其它城市也有类似情况。如绍兴（1131—1162）后期，镇江府城有个酒务官，“夸多半靡，务以豪奢胜人”，“饮食极于精腆，同官家虽盛具招延，亦不下箸，必取诸其家”。“尝令匠造十桌，嫌漆色稍不佳，持斧击碎，更造焉。啖羊肉，唯嚼汁，悉吐其滓”。（注：洪迈：《夷坚志》丁志卷6《奢侈报》。）
城市的一般工商业者，其收入基本上来自工商业经营活动。他们的经营规模不大，收入也有限，一般只能保持生活的温裕。如“湖州人陈小八，经商贩缣帛致温裕”；饶州市民汪乙，“居仓步门外，贩鱼鳖以供衣食”；鄱阳城“市民许二，与弟许三居于行春桥北，多酿酒沽，而日输官课，稍致富足，遂买马乘骑”。（注：洪迈：《夷坚志》三志辛卷10《陈小八子债》，支甲卷3《汪乙鳖》，三志壬卷6《许生坠马》。）此外，部分吏员、士人等也有较为稳定的收入。这类城市居民的消费一般以基本生活品和日用品为主，奢侈品的需求量不大。
小商贩、工匠、佣工、贫寒士人之类在江南城市人口中占了相当比重，他们收入低微，且很不稳定，“一日失业，则一日不食”。（注：《宋会要》食货，12之6。）如临江军城“为牙侩者例皆贫民， 虽有百斛求售，亦无钱本可以收蓄”；临安城“有贫而愿者，凡货物盘架之类，一切取办于作坊，至晚始以所直偿之”，始终“无分文之储”；饶州“市贩细民鲁四公，煮猪、羊血为羹，售人以养妻子，日所得不能过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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