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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江南城镇的物资供应与消费

时间:2009-7-24 13:52:05  来源:不详
载蒋祈《陶记略》。)建康府的白土市、饶州的杭桥市和螺坑市、嘉兴府的濮院市、湖州的南浔镇等是著名的纺织业市镇,濮院市到南宋后期,“机杼之利,日生万金,四方商贾云集”,“濮院之名,遂达天下”。(注:夏辛铭:《濮院志》卷14《农工商》引《濮川志》;《光绪桐乡县志》卷1《疆域志》。 )这类市镇一方面生产和输出其大量特色手工业产品,另一方面又从外地输入各种原料和居民消费品,一般都形成地域性的物资供应网络。商品转运市镇多兴起于内陆交通沿线,承担着沟通各地之间商品流通的职能。如太平州的黄池镇、采石镇,池州的雁汊镇,临江军的樟树镇,苏州的木渎镇、平望镇,常州的奔牛镇,嘉兴府的乌青镇,绍兴府的西兴镇、曹娥镇等。这类市镇以发达的流通性商业为特点,其物资需求基本上依赖于市场供应。由于缺少本地生产基础,一旦商品流通渠道不畅,商业活动和物资供应就会受到严重影响。沿海港口市镇是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而兴起,充当着不同层次的外贸口岸的角色。如嘉兴府的澉浦镇是南宋时临安的外港,“招接海南诸货,贩运浙西诸邦”,年商税额一度在3万贯以上, 在籍居民达5000余户。(注:常棠:《澉水志》卷上《地理门》;《永乐大典》卷14622《吏部条法·差注门三》。)与商品转动市镇一样, 这类市镇的物资供应也主要通过市场由外地输入。消费性市镇主要是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加和消费性商业的发展而兴起的,其物资供应有着自身的特点。如位于长江沿岸的苏州许浦镇、建康府靖安镇、池州池口镇等,驻有大量军队。许浦镇在南宋时一度驻有水军上万人,“军民市易为盛”,(注:《洪武苏州府志》卷14《兵卫志》。)军事人员及其家属成为该镇人口的主体,因而官府的调拨和配给在其物资供应中占了很大比重。常熟县福山镇则是远近闻名的宗教市镇,镇上的东岳庙吸引了各地大批信徒前来祭祀,“江、淮、闽、粤水浮陆行者……率以类至,号曰‘会社’,箫鼓之音相属于道,不知几千万人”。(注:范成大:《吴郡志》卷13《祠庙》。)其所需物资全仗邻近乡村和外地提供。不过,这类市镇在江南市镇体系只占少数。

  市镇中也住有一定数量的政府人员,许浦镇之类的市镇政府人员之多自不必说,就是一般市镇,也有相应的管理人员和部分军队。同时,宋廷对酒、盐之类日用品的专卖施行于城乡各地,包括市镇。因此,官方系统也是市镇物资供应的的一种途径和形式,尽管在大多市镇并不占主导地位。

  从江南市镇居民的收入和消费状况来看,与州县城市相比,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工商业及相关收入是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二是居民消费以日用品为主,对奢侈品的需求较为有限。这是由市镇的经济形态和居民结构所决定的。

  作为新兴的经济中心,工商业及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是大多数市镇人口的主体。其中又可分为四部分:一是资本雄厚的富商、手工业主和充当商品交易中介的牙商、驵侩,如嘉兴府的青龙镇“富商巨贾、豪宗右姓之所会”;苏州直塘市米商张五三“仓禀帑库所藏钱米万计”;池州池阳市有的织布机户开设颇具规模的作坊;饶州九墩市有“大侩程氏”;衢州峡口市的祝大郎开设“质库”,“富而不仁”。(注:杨潜:《绍熙云间志》卷下;洪迈:《夷坚志》志补卷7《直塘风雹》、《祝家潭》,乙志卷14《全师秽迹》。)这些大商富工通过工商业活动,积累了大量财富。他们生活豪华,除一般消费品外,还包括各种奢侈品。如明州小溪镇有个富翁,“造巨宅,凡门廊厅级皆如大官舍”,极尽气派。(注:洪迈:《夷坚志》丁志卷14《明州老翁》。)但从总体上看,市镇中这类人员的数量相当有限。二是一般商人和手工业者,如在饶州德兴县南市开设酒店的汪一,在苏州常熟县梅里镇开设药铺的江仲谋等。(注:洪迈:《夷坚志》三志壬卷10《汪一酒肆》,支庚卷4 《伏虎司徒庙》。)这类人员在市镇工商业人口中占了相当大比例,他们经营规模和收入有限,只能保证日常消费品的需求,生活温裕。三是小商小贩和各色工匠,如南宋洪迈《夷坚志》中提到的饶州乐平县桐林市银匠童氏和杭桥市染工程氏,鄱阳县石头镇小贩龚三、汪三、陈二,临安府浙江市卖鱼饭的舒懋等。这类人员占了市镇工商业人口的大部分,他们的收入并不稳定,只能维持最基本的消费需求。四是佣工、苦力等贫寒之人,如徽宗、高宗二朝内侍李从之退仕后,在苏州吕山开设大药铺,雇佣杂工数百名;南宋后期,常州奔牛镇和镇江吕城镇“舶脚、脚夫平生靠运米以谋食者”,“数逾百家”。(注:孙觌:《鸿庆居士文集》卷39《李从之墓志铭》;黄震:《黄氏日抄》卷72《回申再据总所欲监钱状》。)这类人员收入微薄,往往连日常的消费品都不能正常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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