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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宋代城市消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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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0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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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2；卷3。）的行为。可以看出，服饰业的市场既有高档的也有一般的，完全可以满足不同的消费层。就居住而言，城市市民的住宅、店铺鳞次栉比。在城市里，由于流动人口较多，所以客房、塌房店铺的房屋租赁业较发达。在开封，客店很多，如保康门瓦子往东去“沿城皆客店”，“南方官员商贾兵级皆于此安泊”。（注：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2；卷3。）在临安，就有“慈元殿及富豪内侍等人家起造塌房数十所，为屋数千间。专以假赁与郭间铺席宅舍、及客旅寄藏货物并动具等物”。（注：吴自牧：《梦梁录》卷19。）就行的消费看，古人大多依靠车、船、马、轿等人力作为代步的工具。在开封，凡遇红白喜事游玩等活动，檐子、车子、船等交通工具的租赁“自有假赁所在”，而且“皆有定价”。百姓“寻常出街干事，稍似路远倦行，逐坊巷桥市，自有假赁鞍马者，不过百钱”。在宣政年间，在池苑内就有“假赁大小船子，许士庶游赏，其价有差”。（注：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7、卷4。）《塵史》卷下亦曰“京师赁驴，涂之人相逢，无非驴也”。以上史料证明，宋代城市的衣食住行与市场的关系极其密切。
（2）个人的货币拥有量及使用程度与市场的关系
货币的拥有量及使用程度是经由市场的个人消费的必要前提。这种消费量的大小，除了看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外，还要看人们所拥有的货币量的多少及进入这种消费层的变化。中国古代官员俸禄的变化就可以佐证这一阶层对市场的需求与参与，使我们窥见“政治性城市”的一点变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官员俸禄一直实行既有实物也有货币的分配制度，其实物与现钱的比例各代不一。一般情况下，社会经济尤其是商品经济发展较快、水平较高的情况下，官员俸禄中现钱的比例会有增长；否则，则反之。据王《燕翼诒谋录》卷2载：宋朝初年“士大夫俸入甚微，簿、 尉月给三贯五百七十而已，县令不满十千，而三分之二又复折支茶、盐、酒等，所入能几何？所幸物价甚廉，粗给细孥，未至冻馁，然艰窘甚矣”。可知，宋建国之初，即使是朝廷的命官，也只是处于温饱甚至在贫困线上，这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表现。然而，至真宗年间，社会经济发展，物质资料丰厚，人们的生活追求奢华已成为时尚。为了满足消费的多种需要，人们进入市场，致使金银之价腾踊的记载不少。正是这一时期社会上货币的需求及使用量有较大增长，所以，景德三年、四年，先后对赤、畿知县等官员的俸禄进行了调整。俸禄调整的主要内容一个是较大幅度地提高了官员俸禄实物及现钱的数额，另一个就是增大了现钱的比例。景德四年有诏曰“自今文武，宜月请折支，并给见钱六分，外任给四分”，由此“惠均覃四海矣”。据此分析可以得出几点看法：官员俸禄数额的调整必定建立在社会经济有较好发展的基础之上；现钱比例的增大必定是商品经济发展所致由货币的使用率提高而引发；这一调整，必然加深庞大的官员阶层卷入市场的程度。由于官员俸禄中现钱比例的增大，他们进入市场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就增强。他们或许是为了经营（官员经商的记载史不绝书）、或许是为了消费（就像我们前面所引述的那样），对市场必然产生一定的影响。又由于他们也是当时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群体，用阶级观点分析，他们属统治集团；但用社会学的观点看，他们是社会的管理人员。他们与其他成员一样，都有存在的社会价值，所以，他们的消费、特别是经由市场的消费对社会的影响并不都是消极的。
（3）精神消费与市场的关系
经由市场的精神消费较物质消费属更高层次，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较物质消费更能反映出人们的生活质量与风格。宋代城市的个人消费除了物质生活消费已经有许多要经由市场而完成外，还有精神文化方面的消费也是如此。后一种消费属更高层次。因为只有在人们的温饱问题，亦即生存的基本条件满足后，精神文化方面的满足才可能列入日常生活之中。对精神文化需求水平的提高必定建立在物质水平提高的基础之上，只有在民众的钱囊里有了余钱，他们才可能经由市场获得精神文化方面的满足。两宋时期，城市精神文化方面的内容除了阳春白雪类的诗词书画等，又增添了许多下里巴人的内容。确切地说，主要是城市市民娱乐方面的。从《东京梦华录》、《梦梁录》、《都城纪胜》等文献里对勾栏瓦肆的记载看，内容非常丰富：有小唱、嘌唱、般杂剧、傀儡、讲史、小说、影戏、散乐、诸宫调、商谜、杂班、弄虫蚁、合声、说诨话、叫果子以及教坊的钧容直等等。如此丰富的内容使得娱乐的人“不以风雨寒暑”，皆要前往，致使“诸棚看人，日日如是”，而且“终日居此，不觉抵暮”；有的惟恐“差晚看不及也”，真是热闹非凡。勾栏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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