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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宋代城市消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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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0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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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肆的数量很多，规模不小：在开封潘楼酒店附近的一个瓦子，“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一个被名之为“象棚”的规模最大，“可容数千人”。（注：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2、卷5。）在临安可数的“瓦舍”也有17处。尽管这些地方被吴自牧视为是“士庶放荡不羁之所”，“亦为子弟流连破坏之门”，（注：吴自牧：《梦梁录》卷19。）但是，正是这种娱乐形式符合大众口味，继而才有了大众的参与性行为；而大众的参与加深，又反作用于娱乐活动本身。这都是当时俗文化兴盛的重要表现之一。
（4）城市商品和娱乐场所的丰富以及优质服务与市场的关系
城市居民拥有货币，是经由市场消费的必要前提；城市拥有品种多样的商品、各式各样的娱乐场所以及优质的服务是扩大消费范围、增加消费频率、延长消费时间的又一前提。我们可以从宋代服务业之兴盛发达来理解为什么宋代的城市消费会如此兴盛、如此大众化。比如饮食业，其服务周到、价格合理已惠及不同的社会层。 在《东京梦华录》卷4中载，北宋的筵会假赁是“椅卓陈设、器皿合盘、酒担动使之类，自有茶酒司管赁。”“欲就园馆亭榭寺院游赏命客之类，举意便办。亦各有地分，承揽排备，自有则例”。其收费大体公允，“不敢过越取钱”。对小客户“虽百十分，厅馆整肃，主人只出钱而已，不用费力”。消费如此便当合理舒适何乐而不为呢？其他凡是与居民生活有关的如“雇觅人力、干当人、酒食作匠之类，各有行老供雇”。（注：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3。）其分类之细， 几乎可以服务和满足于城市的各行各业乃至官府衙门的需求，各式服务已经形成一定规模，居民生活因此而更加方便。（注：吴自牧：《梦梁录》卷19。）基于当时的社会条件，这里的行老已具有“牙人”的职能。他与上下的关系一定是金钱的关系。显然，宋人的城市消费已经达到个人愿意出资以求便当、快捷、舒适的程度。 三
根据上述资料可以看到，宋代都城的城市消费不同于前代。由于都城以下各级城市的政治性及消费性城市的消极面影响会依次递减，加之篇幅有限，不再扩展论述。总之，宋代的城市消费具有以下积极影响：
（1）经由市场的个人消费成为城市消费的一大特色， 在一直被认为是“政治性城市”、“消费性城市”的两宋都城里，在它们作为政治中心这一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其城市消费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城市的个人消费行为与市场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它不仅涉及到人们生存的最基本消费，而且涉及到在物质消费之上的精神消费。它较前代那种不需要市场、不经由市场的消费大大地进了一步。同时，它对社会生产与交换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在宋代资料里，就有这样一些记载：为了满足城市居民庞大的饮食消费量，米面鸡鸭鱼肉菜蔬水果等源源不断地运入两宋的京城，而且交换活跃。在开封，每日“有生鱼数千担”运入；那些“杀猪羊作坊，每人担猪羊上市，动即百数”；粮食“用太平车或骡马驮之，从城外守门入城货卖”，每日自五更始，“至天明不觉”。（注：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4、卷3。）在临安，每日大米的消耗量很大，仅“细民所食”，“城内外不下一二千余石，皆需之铺家”。于是，米铺也很多。仅新开门外草桥下南街，“米市三四十家”。由于米在临安成为一大商品，所以当它从产地运输至销售地后，就从下货处至店铺的过程中形成一种较规范的营运形式：“叉袋自有赁户、肩驮脚夫亦有甲头管理、船只各有受载舟户，虽米市搬运混杂，皆无争差。故铺家不劳余力而米径自到铺矣”（注：吴自牧：《梦梁录》卷16。）。这样的消费水平，特别是和市场发生关系的消费，对社会生产与交换的促进作用显而易见。可以肯定地说，宋代养殖、种植等专业户的生产与经营的发展，就与城市这种经由市场的消费密切相关。
（2）经由市场的消费是大众性消费或说是全民的城市消费， 它可以促进并加速社会不同阶层社会地位的变动。本文所指的大众是一个广义的词，它泛指不同的社会阶层而非仅只指被统治阶层。在上述所引证的宋代城市生活的资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宋代人们经由市场的各种消费活动形成了不同的档次，它适合于各个阶层。无论是物质消费还是在其之上的精神消费都是如此。这种大众性的、经由市场的消费行为使得人人都必须支付一定的货币，才能满足自己的消费愿望。尽管其消费活动有着高档和中低档、高价和普通价的差别，但仅就必须付钱一点而言，就包含了人人平等的因素。它反映出在商品经济的浸蚀下，政治权势的基础再度松动和普通民众社会地位的上升。
（3）经由市场的消费品中日用消费品量大大超越了前代， 它进一步体现了城乡关系彼此依存、相互作用、共同发展。尽管文献中仍然有金银珠宝等奢侈品的交换与消费的记载，但是，吃穿用等消费品的交换与消费无论在其数量上还是在其消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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