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商品经济与唐宋社会变革 |
 |
时间：2009-7-24 13:52:05 来源：不详
|
|
|
门阀士族的衰亡并不是唐宋旧有等级制度崩溃的全部，因为它仅是社会最上层的变动。l.农、工、商等级制的打破无疑才是社会的整体性流变，对整个社会变迁的影响更大。过去，人们谈论唐宋旧有等级制度的崩溃，多只谈门阀士族的衰亡，这是极不全面的。
士、农、工、商既是一种职业划分，又是一种社会等级。自管仲“四民分业定居论”提出后，很容易把它单纯地看成是种职业分工，而实际上，它同印度的种姓制一样，兼具两种属性。由于封建社会是一个等级社会，应该说，后者的特点还应更为重要。在士、农、工、商等级制中，虽然各等级之间均有一定的差别，但以士、商两个等级的差别最大。长期以来，士、商一直有天壤之别，不能混为一区。直到唐初，情况仍未发生变化。唐太宗对大臣房玄龄说：“朕设此官，以待贤士，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逾侪类，止可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⑤。但是，拥有财富的商人是不会永远甘居这种地位的，一旦财富力量的崛起超过一定的限度，他们就要为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而抗争。中唐以后，伴随着财富力量的崛起，商人越来越多地与权贵交通、与士宦联姻以及纳财买官和培养子第科举人仕。另一方面，由于贵者未必富和封建政治结构的调整，官僚士大夫
————————————————
①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② 王应麟：《困学纪闻》卷2。
③ 《唐会要》卷83《嫁娶》。
④ 王明清：《挥麈前录》卷2。
⑤ 《旧唐书》卷177《曹确传》。
阶层，出于各种目的，也迫切寻求与商人交结。因此，士商之间从原来对立的关系不断向两者混为一体转变。到了宋代，宋人黄震说，“士、农、工、商，各有一业，元不相干”，但如今“同是一等齐民”①，士商很大程度上已经混同。士、农、工、商等级制在贵者贫和贱者富的上下对立运动中被财富力量摧毁了。
关于唐宋社会财富力量的崛起及其对等级制度的冲击，在拙文《唐宋财富力量的崛起与社会变革》③中已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这里仅只作一个简单概括，不具体展开。接下来要分析的是唐宋社会由于商品经济发展所孕育的又一新的社会力量。
唐宋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社会关系松弛，土地买卖频繁，社会各阶层与市场的关系日趋紧密。这就为人们购买土地和积累货币财富提供了可能。据史料记载，当时，在土地财富的积累方面，有力者可以白占，于是“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以至当时人惊呼“豪强兼并之患，至今日而极”。③在货币财富的积累方面，“兼并豪猾之徒，居物逐利，多蓄缗钱，至三五十万以上，少者不减三五万”④，在北宋都城汴京，“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⑤。虽然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对财富的占有不如汉晋南北朝那样稳定，个人对财富的占有常有大起大落的情况，但这正是财富力量作用充分显现的魅力所在，非但没有影响人们对财富的追逐，反而使人们的财富占有欲望更加强烈。
对财富的追逐，导致财富逐渐向一部分人手中集中。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当时人所说的“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情况。在财富的重新分配和集中过程中，唐宋社会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富民”阶层。自唐代以来，社会上逐渐出现了“多田翁”、“足谷翁”、“富家翁”等记载，在各地则有所谓“高强户”、“出等户”、“无比户”等称谓，表明一批“富民”正在崛起。汉世樊嘉之辈积钱五千万，被称为“高赀”而列于史传。但到了宋代，士大夫认为这根本就不足道，说：“中人之家钱以五万贯计之甚多，何足传之于史?”⑥郑学檬在论及唐五代太湖地区经济发展的新趋向时，指出一个新的趋向就是当地富户增多⑦。实则，这还不单是一个富户增多的问题，而是一个“富民”阶层的崛起。包弼德在《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⑧一书中分析唐宋社会的转型变化时，指出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出现了一个“地方精英”阶层。其实，这个“地方精英”阶层就是当时社会上的“富人”阶层。
汉晋南北朝，对那些巨额财富的占有者，社会上多称之为“豪强”，整个社会从观念上对之加以拒斥，政府则对之主要采取抑制的政策。而自北宋开始，政府不仅放弃了传统的“立田制”、“抑兼并”的政策，而且将社会上的财富占有者作为国家的根本来对待。宋太祖在立国之初就说：“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耳。”⑨社会上也从拒斥转向认可。当时人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
| |
|
